晋唐时期是印度佛教传入中国最为活跃的时期，并对中国古代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医学也不例外，许多印度医学治疗方法观念等通过僧人来华带入中国。关于佛教及佛教医学对本土医学的影响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佛教对本土医学的影响。薛克翘在《印度佛教与中国古代汉地医药学》一文中认为由于佛教的传播，促进了中国与印度这两大文明古国的医药学交流，使中国医药学在不断吸收外来因素的基础上发达繁荣起来。薛公忱在《隋唐医学中的佛教思想》一文中通过对隋唐时期的医家巢元方、杨上善、孙思遂等的分析研究，认为佛教“神托”说、“四大”说、采药用药与“爱命”以及为医道与“慈心”等对当时的中医药学的影响比较大。卢祥之的《佛教与中医体系形成的重要联系》从佛经的研究入手，认为佛经对中医辨证理论、中药品种及认识的丰富、治疗技术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在隋唐以前，对中医学早期的理论和实践，其补充作用是不能忽视的。吴潇湘《晋唐时期儒道佛对中医方剂学的影响》认为佛教思想和保存在医方明中的古代印度医药对晋唐时期的中医方剂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当时医方云集的晋唐方剂学增添了一抹亮色。李应存等《印度(佛说医喻经)中的医学方法初探》一文从评价良医的标准、治疗的基本方法、与中医医理相通、体现中西文化交流四个方面简要介绍了《佛说医喻经》与中医的关系。
此外《佛教文化对中医基础理论的影响》《简论佛教禅定及戒律对中医养生学的影响》《简论佛学对中医药文化的影响》《佛教膳食观对中医食疗学的影响》《佛教与中医心理学》、陈明华的《试论儒佛道思想对孙思遂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周莉的《“四大”学说对中医学的影响》《从身心观之异看佛教对中国传统医学的影响》等也从不同层面关注了佛教对本土医学的影响。
学者也关注汉化佛教对本土医学的影响，如胡世林等《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上》和《试论汉化佛教对中医药学术的影响下》以部分医药学内容为例，探讨汉化佛教对中医药的影响和佛教医药开发利用的可能性。徐平的《禅宗与中医学—从禅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看禅宗与中医学的关系》一文通过分析禅宗中医学理论思维形式深层次的影响，指出禅宗的思维形式不仅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中医学的认知方式，还在一定程度上促进辨证论治体系的发展和确立起了重要的推动和促进作用。
其次，佛教医学对本土医学的影响。史旺成的《略论佛教医学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从医论、微生物学、胎孕学和方药学四个方面，就佛教医药学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作一些探讨，起到窥管见豹之效。丁铭等《论佛教医学与中医学》则从基础理论、药物学、临床治疗、摄生保健、咒禁、心理疗法等方面对佛教医学与中医学的关系作一些探析，认为二者在长期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相互渗透，相得益彰，共同为中华民族的繁衍、康健作出了贡献。释妙空在《略论佛医与中医》一文论述了中医和佛医的意义及其理论依据，揭示了它们共同的医学之道—祛病救人，健康长寿。范家伟《晋隋佛教疾疫观》从佛教病因论、治疗方法以及医疗与传教三方面，对中国佛教的疾疫观及其治疗方法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一时期许多印度医学治疗方法观念，都是透过僧人来华而带入的，佛教疾病观念影响中国医学思想甚大，尤其四大不调论，在陶弘景、孙思遂等人医书中，都凸显出来。申俊龙《佛教四大说对传统医学的影响》从理论层面，对佛教四大说影响中国医学这一过程加以梳理和分析，对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获得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认识。邵佳德在《从借医弘道到悲田养病坊—试论汉唐之际中国佛教医学的发展及其贡献》一文中认为佛教医学传入中国后，通过早期僧人的行医，为佛法初传作出贡献，但也同时面临着中土其他医疗资源的挑战，佛教医学通过调整治疗方法及无条件救济底层民众，改变了初传时不利状况，到唐代时更加是融入了国家救济体制，影响了中土医学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