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物不因不生，不革不成”，任何形式的改革与创新皆有其缘起，唐朝儒学对魏晋以来佛学的改革与创新也不例外。从纵向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①唐初表现为将反佛与维护国家纲常名教、关注国计民生相结合。初唐时曾任太史令的傅奕曾向唐高祖上《废省佛僧表》，条列佛教“剥削民财，割截国贮”的弊端，指出佛教“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虽然此时的反佛在理论上没有创新，但却为后来之人的学术竞进拉开了序幕。②逮至中唐，则表现为将对佛学的排斥与改造深人到理论的层面。梁肃在《止观统例》中提出了“由本以垂迹”“循迹以反本”的新说。此外，“理谓之本，迹谓之末”的学术表达表现了儒、佛两学在理论上的融合。③随后的韩愈、李翱将反佛与儒学复兴运动引向深化。韩愈注重儒家基本理论的建设，借鉴佛家注重禅定修习来提高精神境界的方法，从《礼记》中发掘出《大学》的道德修养方法。而李翱则以此为基础进一步从善恶的起源发挥了孟子的性善学说。同时，李翱还借鉴天台宗的“止观”、禅宗的“无念”学说，建立起儒家的修养方法。
而从横向看，则有以下两个方向与路径:①以建立完整的理论体系为目标，与佛教相抗衡，进而提出与佛教法统相对抗的道统说。韩愈受到唐代佛教法统相传的刺激，认为儒家“先王之道”木是一脉相承的，自尧肇始，直至孔、孟，皆未曾间断。虽在韩愈之前，儒家这一列圣相承的迫统一也有司马迁、杨雄等人以传道者自任。但直到韩愈方说得如此明确。虽然道统之说备受垢病，但是“道统之确立即是中国文化主体的确立”。随后，以此道统统摄的儒家文化便确定了儒学发展的主河道，中华传统文化的汪洋大河方能不止。②以确立完整儒家思想方法论为目标，吸收佛教“以理证心”的学说，建立起系统的儒家心性学说。李翱认为:“佛法论心术则不异于中土，考教迹则有蠢于生灵。”于是厉禁佛教的行迹，肯定其心性之论，提出“情有善有不善，而性无不善焉”。在修养方法上，李翱吸收佛教“渐悟”以至“顿悟”的过程，提出“复性”的两阶段:先达到“弗虑弗思”的境界，然后进一步“复性”达到“性情两忘”的“至诚”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