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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是佛教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

2020-04-16 11:28:42 点击数:

    首先,信仰与布施。佛教从汉末传人中国,最初,国家不允许中国本土人出家,佛教信众主要是在家居士,居士的信仰与布施对佛教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在中国佛教二千余年的传播过程中,他们出资出力,在建寺度僧、塑像印经、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虔诚信仰和慷慨布施,推动了佛教的传播与发展。布施之种类甚多,如施食、施财、施身、施子等等,在财力、物力、人力诸方面支持了佛教,是佛教生存的根本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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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弘法与护法。明代朱时恩在《自叙分灯录缘起》中说:“然考当时法道盛行,有主化者必有分化者。主化者如上所述,具载传灯;分化者则有如维摩洁、庞道玄、张无尽、宋景谦辈,秘大现小,带水拖泥,不坏假名而谈实相,斯亦悲愿弘广混俗利生之遐轨已。居士宣传和弘扬佛法的方式甚多,有的直接参与佛经的译注和传刻。如安玄协助严佛调译《法镜经》;支恭明(200一252)译《摩洁》、《大般》等二十七经;竺叔兰(261 -314)译((异维摩洁经》、《放光经》等。据佛经翻译史的记录,东汉从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年)到汉献帝延康元年(公元220年),这154年间译经者12人,译出佛经(包括佛教教律等各种著作)共292部,合395卷,其中倾注了佛教居士许多心血。有的以己之名望带动他人,如刘遗民(352 - 412),不作晋室之官而到庐山东林寺依慧远法师,同时有宗少文、周道祖、雷仲伦、张莱民、张秀实、毕士颖,均到庐山,造西方三圣像,建斋立社,共修佛法。知归子赞曰:“佛法人兹土,始昌于晋,而士大夫之息心净土者,罕闻焉。至遗民一唱,远近倾动,虽远师实成之,亦由遗民精诚内激,冥孚众志。有的甚至直接讲经,如傅大士(497一569)曾给梁武帝讲《金刚经》,“才升座,以尺挥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大士曰:‘陛下会不?’曰:‘不会。’大士曰:‘大士讲经竟。" 而且还收徒传法。此外,居士们还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如诗、文、曲、小说、绘画、造像等宣扬佛法。居士们在与僧伽广泛交往、运用各种形式宣传佛教的同时,加深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的相互交流及融合。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打上了佛教的烙印,如文学,从主题、语言、修辞到构思、鉴赏都有佛教的影响。而佛教在体制、仪式诸方面亦具明显之中国特色。

    佛教的发展还离不开居士的坚决护持。苏伯衡《佛法金汤编叙》云:“佛法之行乎中国也,迩来一千三百二十有六年矣。虽毁之排之,而昌炽犹一日。初,伯衡莫知其所以然,窃意亦惟其说足以动人而已。今观此编,乃知固由历代明哲之君与夫公侯卿大夫士之贤者,周不崇向之、拥树之而为之外护也。……是则佛法之所以弥久而弥昌者,岂非外护为之乎?佛教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化如道、儒的矛盾斗争中,在居士坚强护翼下发展起来,并融人到中国文化之中的。没有居士的护法,佛教就不可能有在中国几千年的持续发展。居士的护法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从政治、经济上支持和保护佛教,二是从理论上护卫佛法,如牟子《理惑论》、张天觉《护法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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