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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唐佛教音乐学的发展

2020-04-16 09:42:55 点击数:

    隋唐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均已达到最高峰,外交的激增使得西域文化大量传入中国,深刻影响着中国各个文化领域并与之进行深度融合。

    自南朝以来,梵文的悉昙与声明学说很发达,也用于广泛的实践当中。到了唐代,“悉昙”与“声明”形成了专门的“悉昙学’,。悉昙学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传统音乐的音律、音阶及乐学结构,使中国音乐在很多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革,有些方面则取代了中国民族音乐原有的东西,使华梵音乐合流成为必然。虽然“梵音”与“华音”在音调上明显存在着差别,但古印度及西域各国在文化观念上与中国有相似之处,其乐律、乐学原理也比较接近,非常有利于彼此间的融合。隋唐时期,二十八调和八十四调是华梵合流的音乐律学典范,为佛教音乐的调式理论、曲式结构、制作校订等创造了一个完整的体系,也给梵叹的兴盛提供了音乐理论与技术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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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八调主要用于宴飨等场合,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燕乐”采用的宫调,又称为“俗乐”宫调,有七宫、七商、七角、七羽,合为二十八调。《乐府杂录》把二十八调的宫、商、角、羽分作“平”、“上”、“去’,、“入”四声,各声调名与《新唐书》相同,只是列次先后不同。二十八调的确定和立名源于“胡部乐”,说明这些音乐都是源于印度或西域各国的民俗音乐,与悉昙和声明学有着血缘的联系,很显然并非纯正的中国汉民族传统音乐。中国传统五声相应的律位与梵音五声相应的律位所存在的差异,也会使人对梵音声位产生错觉,感受到别样的异域风情。

    八十四调理论在南朝时就有实践。梁武帝总结佛乐清商理论时,曾造“四通十二笛”,又以“五正”、“二度”七声旋相得八十四调,并著于书中(后散失)。隋代开皇年间乐户万宝常据佛教音乐的音律,从“八音”旋相所生而得八十四调,“八音”各自的音区有高有低,音域有限,由“八音”组合起来可以尽生八十四律。因为十二律相生,每生一律间隔七声,十二律相生得到还原共经历八十四律,否则不能还原。八十四调律数微妙圆满,与佛教典籍中常用的数字“八十四”有不可思议的联系,从而倍受关注。隋代之后,唐代武德九年(626),太常少卿祖孝孙受高祖之诏制定乐律,方法旋相亦生得八十四调。自此八十四调成为唐代的乐律理论的主要依据。后来,柱国公郑译根据苏抵婆的琵琶七声的理论,展转相生亦得八十四调,于是著《乐府声调》。八十四调属梵音的理论与“清商乐”基本一致。新理论的传入,相应地带来了新的概念、名称、术语。最早见于《隋书》中载音译的七声术语:“一曰婆拖力,华言平声,即宫声也;二曰鸡识,华言长声,即南吕声也:三曰沙识,华言质直声,即角声也;四日沙侯加滥,华言应声,即变微声也:五曰沙腊,华言应和声,即徽声也;六日般赡,华言五声,即羽声也;七曰埃利筵,华言解牛声,即变宫声也。”至唐代中期以前又出现了十二律音中部分汉译术语,如“道调”、“仙吕”、“越调”、“大食”、“高大食”、“小食”、“双调’,、“歇指”、“平调”、“般涉”、“高般涉”等。将十二律名称译全,当在唐代晚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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