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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汉传佛教梵呗的客观条件

2020-04-16 09:31:09 点击数:

(一)佛教在汉地的进一步传播与发展

    汉末以后,印度与西域的沙门、居士陆续来到中国,形成了初具规模的传教队伍。三国两晋期间来中国的沙门和居士非常多,其中著名的有魏洛阳的昙柯边罗、康僧恺,吴建业的康僧会、武昌的维抵难;晋代有长安的竺昙摩罗刹、僧伽跋澄、竺佛念,江陵的昙摩耶舍、长安的鸡摩罗什、佛陀耶舍、佛图澄,建康的帛尸梨蜜、支昙箭、法平等。他们通过努力弘法很快就增进了中国人对于佛教的认识和理解,并争取到了当时中国帝王对佛教的信任和支持。《释迎方志》卷下记载了在赤乌四年(241年),孙权与康僧会的一段故事:

        吴主孙权问曰。佛有何灵脸那.会曰.佛晦灵迹出余千载.遗骨舍利应见无方。权曰.若得舍利当为起塔。经三七日遂获舍利。五色喂天剖之逾坚。烧之不然,光明出火。作大莲华照喂宫殿。吴主叹异信心乃发.为造建初寺度人出家。

    《弘明集》第十一卷也有类似的记载:

        吴主孙权初疑佛法无验.当停罢省遂获舍利。光明照宫。金铁不能碎.炉冶不能融。今见帝京建初寺是。。

    据《出三藏记集》第十三卷、梁朝慧皎法师《高僧传》第一卷、唐朝道宣法师《集神州三宝感通录》第二卷等史料记载,历史上很多外来僧徒都是以这种方式而取得了帝王的信任和支持。

    东汉时所建佛教寺院建筑极少,至曹魏明帝时洛阳仅有三座寺院。孙权试验舍利后在建康建立了江南的第一座寺院建初寺,以后佛教在中国逐渐站稳了足跟,至东晋时仅洛阳城区就有四十二座寺院,同时中国僧人的数量也大大增加,遍布全国各地。中外沙门和居士对佛教经典的潜心翻译、学习,以及传教阵地的逐渐形成与稳定,大大促进了佛教在中国汉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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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汉传佛教法事仪轨的产生

    仪轨:(术语)记密部本经所说佛菩萨诸天神等念诵供养仪式轨则之书。谓之仪轨。原为龙树所诵出,最为广博。不空善无畏自其中抄出而传译之者,即今之仪轨也。宋元以下之大藏经中载之。①仪轨一词原指佛教密部的念诵法,而在中国则不论显教、密教均指唱念仪式的轨范。中国汉传佛教早期的唱念仪轨常合编于“清规”之中,其内容涉及佛教寺院僧人的一切生活起居、待人接物、人事关系、僧职及仪轨唱念诵经等等,后世则把生活起居、人事关系、僧职等项与诵经唱念的内容析离开来,分别称为“清规”和“仪轨”。东晋时,长安五级寺著名的僧人道安法师为适应当时佛教寺院生活与出家人修行的需要,制订了“僧尼轨范”三科,这是中国佛教第一次制订的寺院规章制度。《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上四》中对此}L范有记录:

        一行香定座上经上讲之法。二常日六时行道饮食唱时法。三布萨差使悔过等法。天下寺舍皆准行之。

    梁朝慧皎法师所著的《高僧传》第五卷之《道安传》中,对此也有详细的说明。道安法师的“三科”基本上属于“清规”的性质,从其内容来看,当时的汉传佛教寺院己经有了唱念活动。

(三)悉昙与声明的学习与使用

    汉末,月支国译经沙门支娄迎徽曾在洛阳传授梵文,并造成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时大多数人学习梵文的程度仅限于接受了梵文“反切法”的合字方法。虽然史书中没有记载其音律问题,但梵乐的音律、音阶似乎在汉末时就对中国汉地的音乐文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三国时,悉昙与声明学直接涉及到对佛教经典的翻译与学习,而支谦等人高水平的佛教经典翻译也使得悉昙与声明学被更多的中国人所认识,因此传授和学习梵文的人越来越多。《高僧传》第三卷云:

        然夷夏不同音韵殊隔。自非精括话训领会良难。属有支谦聂承远竺佛念释宝云竺叔兰无罗叉等。并妙善梵汉之音。故能尽翻译之致。一言三复词旨分明。然后更用此土宫商饰以成制。

    声明,梵语摄拖芯驮5acute: ab}lavidy&amacron;f五明之一。瑜伽论十五曰:“当知此处略有六相:一法施设建立相。(中略)云何法施设建立?谓名句文身及五德相应声:一不鄙陋,二轻易,三雄朗,四相应,五义善。”探玄记十二曰:“声论治软智,以解了文章声字。”菩萨持记经三曰:“声论有二种:一者显示界色(字界字缘也),二者显示巧便言辞。”西域记二曰:“声明,释话训字,侄目流别。今此声明唯论音曲,诵文有高下,唱渴有屈曲。(中略)异五明中声明相状,然亦精音似彼声明。”从声明的概念解释,可以知道声明涉及声韵、语言、语法之学。中国人学习梵文的途径有两条,一是赴天竺、西域等地求法时学习梵文,一是向外来的传教者和求学归来的汉地佛子学习梵文。曹魏嘉平(250-254)中,天竺僧昙诃迩罗来到洛阳,此人擅长包括悉昙、声明的“四吠陀论”及星宿历算等,住洛阳译经。甘露五年(260)中国僧朱士行为译经而西涉流沙,《僧史略序》记载,朱士行从于闻取回“梵书正本,凡九十章”即所谓“婆罗门书”。至此,悉罢与声明的基本学说才被中国人广泛接受和应用。自昙柯迎罗和朱士行之后,在中国传授梵文梵语的还有晋代长安的摄承远、竺佛念、竺叔兰、无罗叉、鸡摩罗什等;赴天竺等地学成归来传授梵文梵语的还有宝云法师、法显法师、僧睿等。自晋代开始,悉昙与声明开始成为中国人的热学,其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音韵学的初兴和清商乐的产生。

    曹魏时的李登,以宫、商、角、微、羽五声区别声类而著有有《声类》十卷:晋代的吕静,也以宫、商、角、微、羽五声为字声分类,每声各为一卷,著嵘韵集》共五卷。我们对汉文稍作分析研究就可以发现,汉民族的文字重字形、字义而不重字声,并不存在五声的音律问题;梵文则重字音而不重字形,由音显义。李登与吕静撰写音韵学著作,尚未有其本土音韵学作为理论根据,由此可以推测他们的音韵学理论是受了梵文悉昙与声明学的影响。

    清商乐是一个音乐和音律的理论和技术概念,在《管子》中就有“清商”一词。清商乐产生于汉末和曹魏之间,严格来讲属于律学上的定位。晋以前的“清商”乐以五正声为“雅”。魏晋时受声明与悉昙学的影响,曾有人根据梵音音律理论制新的律法,而荀助所制新律是“清商”音律,与中国古代的五正声有两声不同位。从音乐属性上讲,清商乐的技术理论与实践,首先属于古印度及西域的音乐文化,它传入中国后,一开始就分别传于教内与教外。对于佛教来说,梵叹所用的音律、音阶及其曲调,原则上都是属于“清商”乐。。寺院梵中《五方赞》中的《赞礼北方》的赞词所谓:

        赞礼北方,缥缈云幢,华台耸倚育苍,鸟语笙簧,渠流韵吐清商.

    曹魏明帝设有“清商殿’,,司马昭《燕歌行.秋风》词中也有“援琴鸣弦发清商”的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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