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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间的高僧名士

2020-04-09 12:04:23 点击数:

    在诸多东土高僧中,支遁最具有典型性,堪称此一时期的领袖人物。他在出家之前,就因为长于清谈,获得王蒙、殷融诸人的赞赏,于公元339年出家之后,仍养马放鹤,不脱名士风采。根据《世说新语》、《高僧传》中的记载来看,他与名士之间的交往最为频繁,是“士大夫佛教”的标志性人物。《高僧传.支遁传》中罗列了与支遁交往的名士,其中包括王蒙、殷融、谢安、谢万石、王羲之、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都超、孙绰、桓彦表、王修、何充、王坦之、谢长遐、袁彦伯、刘系之、蔡子叔等数十人。除支遁以外,其它高僧亦多与名士交往,如于法开与谢安、王坦之、何默;李王坦之与竺法仰;c)于道邃与谢敷,可见当时高僧名士清谈交游风气之盛。

    高僧名士清谈交游既多,遂涉及玄学佛理。般若学“诸法性空”之义与玄学“本无义”之间本身即具有相似性,且更为深邃。高僧竺道潜、支遁诸人不但深究佛理,在庄老学说上亦有超常的认识与成就,玄学佛理遂渐相融会贯通。如“(竺道)潜优游讲席三十余载,或畅方等,或释老庄。投身北面者,莫不内外兼洽。”此类最为典型的事例,莫过于王羲之与支遁关于《庄子.逍遥游》的讨论。据《世说新语》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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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逸少作会稽,初至,支道林在焉。孙兴公谓王日:“支道林拔新领异,胸怀所及,乃自佳,卿欲见不?”王本自有一往隽气,殊自轻之。后孙与支共载往王许,王都领域,不与交言。须臾支退,后正值王当行,车已在门。支语王日:“君未可去,贫道与君小语。”因论庄子逍遥游。支作数千言,才藻新奇,花烂映发。王遂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

    王羲之一改轻视支遁的态度,“披铃解带”,乃至“请住灵嘉寺,意存相近”,实因支遁所论“逍遥义”,引入佛教义理,故能超出向秀、郭象二人的藩篱,导致“群儒旧学,莫不叹服。”①东晋热心于清谈玄理的名士群体,有玄学基础为认知的阶梯,容易察觉般若学颇能打动人心,佛教义理因此成为名士谈座的主要内容之一。

    可以这样认为,大约在公元340-360年之间,吴会地区名士与高僧之间的频繁交往,进一步促成了佛理与玄学之间的印证相融,也意味着佛教真正渗透进入东晋的士大夫群体,而般若性空之学因其与庄老玄学之间的相似性,不但高僧深加研究,名士亦颇加参详,并成为东晋时期之显学。

    总体看来,此一时期高僧与名士之间的密切交往,不但极大促进佛学在名士群体中的普及,也为名士信仰佛教铺平了道路。考之史籍,包括谢安、谢万石、王羲之、王洽、刘恢、殷浩、许询、都超、孙绰、王坦之、谢长遐、袁彦伯、刘系之、蔡子叔在内的诸位名士,虽然与佛门高僧频繁交往,其中真心崇信佛教之人仍是少数,多数名士只是倾慕诸位高僧刁‘藻绝伦、气质出群,他们虽然知晓佛理,却多引之以为谈资而己,但无可否认,与此前的王导、庚亮诸人相比,他们对佛教义理的认识要深刻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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