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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谈与助缘

2020-04-09 11:47:43 点击数:

    东晋清谈极为盛行,各类史籍中的相关记载很多,下面略举两例。《世说新语·文学篇》记曰:

        殷中军为皮公长史,下都,王圣相为之集,桓公、王长史、王蓝田、谢镇西并在。圣相自起解帐带座尾,语殷日:“身今日当与君共谈析理。”既共清言,遂达三更。圣相与殷共相往反,其余诸贤,略无所关。既彼我相尽,圣相乃叹日:“向来语,乃竟未知理源所归,至于辞喻不相负。正始之音,正当尔耳!”。王导与殷浩所谈之理己不可知,既然以“正始之音”自诩,又在谈论中追寻“理源所归”,内容或与何晏、王弼的玄学相关。二人往返不休,达致三更时分,才觉言尽其意,可谓因清谈而忘寝。同篇又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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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安国往殷中军许共论,往反精苦,客主无闲。左右进食,冷而复愣者数四。彼我奋掷座尾,悉脱落,满餐饭中。宾主遂至莫忘食。。孙绰与殷浩清谈,竟无暇顾及饮食,其激烈的程度可想而知。王导、殷浩、桓温、谢尚都是东晋宰辅重臣,为清谈而至于忘寝废食,最能代表当时风气。

    东晋清谈流行,固然是西晋风气的延续,也与当时的政治局势息息相关。因为受到永嘉之乱的冲击,北方的部分世家大族陆续南迁。诸人历经艰险,到达江左之后,虽苟全于乱世,略获身体的安顿,却陡然发觉周围语音不同、江河殊异,觉察终究是寄人篱下,不免感慨伤怀,心灵无所寄托。颓丧者固然因此做“楚囚对泣”,有“江左管夷吾”之称的王导虽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但在内有南北士族不和,外有胡马窥江的局面之下,他也只能采取“网漏吞舟”、息事宁人的怀柔政策。
    在这种个人身心俱疲、政治局势内外不宁的局面之下,北来名士群体中盛行清谈是不足为怪的。此时的谈座虽近于游戏,却可以安顿北来士族的心态,为其提供一种思想文化上的延续感与优势感;另一方面,通过谈座的开放性,也能够提供一个包容各类文化、族群的环境,缓和各种矛盾与争斗。这或许是东晋初期王导、王敦、庚亮、周颁、谢鲤、桓彝诸人虽居宰辅之任,却皆热心清谈的重要原因。
    江左初期的清谈内容,主要仍是沿袭渡江之前的传统,与魏晋玄学具有相当的延续性。据《世说新语》所载:
        旧云:王垂相过江左,止道声无哀乐、养生、言尽意,三理而已。然宛转关生,无所不入。《声无哀乐论》、《养生论》为稽康所作,《言尽意论》为欧阳建所作。可见王导在江左清谈中所持之理,主要还是来自西晋。当然,这也暗示着东晋时期玄学的发展产生了停滞的现象,若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玄学的停滞,造成了谈座所需义理的空白,佛学于是乘虚而入,以其深湛的义理为名士群体所接受,并逐渐成为谈座的主要话题。
    当然,佛理在名士中的盛行,亦其来有渐,并非骤然发生。佛学为众多名士普遍接受,并成为谈座上主要内容是在东晋中期以后,江左初建之时,佛学甚至只能算作一个小小的配角。这从东晋初期高僧名士之间谈论的内容,可略知其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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