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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业驱动下的寺院重建与信仰融合

2020-04-09 11:03:39 点击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金村的龙王庙虽得以保存,但亦遭受了较大的冲击,寺庙建筑后来又遭损毁。1988年,金村投资300万元,在禅虚寺的旧址—四龙沟复建北魏禅虚寺,并将村中的龙王庙和石佛堂迁入其中。由于该寺地处古代金墉城遗址上,又有村中的龙王殿迁入其内,故又名金龙寺。在营建过程中,基于旅游与社区村民的双重影响,禅虚寺呈现出诸多信仰交错融合的发展趋势。

    (一)旅游驱动与禅虚寺复建意愿的产生。禅虚寺的重建有着强烈的旅游动机,特别是近些年来宗教旅游由于其特殊的文化氛围,吸引了大批游客参观游览。进入体验旅游时代,宗教寺院因为其强烈的仪式感和人文内涵,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都市白领的减压需要。1980年代以来,河南省境内一些知名度较高的佛教寺院,如白马寺、少林寺、大相国寺相继对外开放,并逐渐成为了著名的旅游胜地,获得了相当大的经济效益,也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一些相对偏僻地区利用寺院发展旅游。禅虚寺所在的洛阳孟津县金村距离著名的释源祖庭白马寺只有5公里,白马寺镇也因白马寺旅游发展口渐富裕。这对于与白马寺相邻但又相对贫穷的金村村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于是在1986年金村村委会决定恢复北魏禅虚寺的原貌,通过发展旅游,改变村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落后面貌。从1988年开始,经过8年建设,1996年禅虚寺完工,1997年就被县市旅游部门批准正式对外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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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寺院营建:旅游驱动表象下的社区主导。尽管禅虚寺的重建来自于旅游业的驱动,但宗教旅游涉及较多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游客、投资商,也包括本地村民、政府和僧侣。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对寺院复建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差异。首先,旅游活动的特点使得游客在传统社区中并不直接参与社区生产活动,对于信仰空间的构建并没有决定作用。①其次,由于禅虚寺是村委会发动村民集资修建,县市宗教局给予了一定的拨款,一般投资商并未直接参与其中。最后,禅虚寺中的驻寺僧侣是在寺院复建成功后才引入寺院,对于禅虚寺的规划建设也没有直接参与,所以真正决定禅虚寺复建的是社区村民和宗教局。其中宗教局主要通过政策和法规对寺院加以引导控制,并不参与寺院的直接经营管理与建筑规划。于是,金村的村民便成为了寺院唯一的规划者和建设者。在这种情况下,禅虚寺并没有像多数寺院那样由僧侣主导或者投资商主导,而是由社区主导,社区居民决定了寺院复建的规模、形制和内容。
    不仅如此,禅虚寺的遗产,金村原有的龙王庙和石佛堂都属于村民共有的公共空间。一方面,村落公共空间是村落居民生产和公共活动的主要场所,承担着村落公共生活的全部,体现村落居民的生活观念、理想和价值观,承载着村落的历史和记忆。另一方面,公共空间还属于村民的共有财产,在金村,任何对龙王庙和石佛堂的改变都需要征求全体村民的意见。所以禅虚寺的重建,村民也多参与其中,在笔者对金村的问卷调查中,91%的村民表示参加了禅虚寺的营建,36%的村民参加了规划讨论。所以,禅虚寺在建设时也较多地考虑了村民的意见,并实质上形成了社区(村民)主导的局面。
    (三)佛教寺院外壳下多元信仰的杂揉。作为禅虚寺复建的主导者,社区居民希望禅虚寺不要建设成为类似白马寺那种单纯观光性的佛教寺庙,应该满足社区自身的信仰需求,民众对各种神灵的信仰都有着功利化的动机,他们往往以最实际的功利要求为尺度来调节人神关系,其神灵崇拜与生产生活中的具体要求和利益息息相关。进入1980年代,各种新事物的涌入导致农民的需求发生了较大变化,农村土地的大规模流转,也使得传统的龙王信仰遭到了很大的削弱。除了传统的婚丧嫁娶、求子治病,挣钱、盖房、教育等等也都成为农民追求的主要目标。村民希望这些诉求都能够在复建后的禅虚寺中得以体现。所以,新建禅虚寺与北魏的皇家寺院,以及明清时期的龙王庙都有着很大的不同,传统的汉传佛寺中轴线上的建筑由南往北,依次为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法堂、藏经阁等;天王殿前的东西有钟楼、鼓楼对峙;大雄宝殿前的左右是伽蓝堂和祖师殿相对,法堂前左右为斋堂和禅堂。但禅虚寺放弃了佛教的传统规制,改设佛祖殿、观音殿、千佛坊、石佛殿,又迁入了龙王庙。除此之外,禅虚寺又相继增设了玉皇阁、云台阁、包公祠、三教堂(堂中有佛教、道教、儒教祖师的塑像)、九天玄女庙,而在寺内两侧的窑洞内还塑有都洛十三朝代的帝王像,和洛阳历史名人张衡、蔡伦、孙思遂、李白、杜甫、白居易、狄仁杰等塑像。由此可见,在村民主导下,禅虚寺不仅具备佛教信仰的空间,更杂揉了包括龙王信仰在内诸多民间信仰的成分。
    (四)驻寺僧侣的介入。尽管是出于发展旅游业的目的,但禅虚寺建成初期客流量并不乐观。村民认为,禅虚寺缺乏足够吸引力的体验活动,也没有驻寺僧侣进行管理,极大影响了寺院的发展。2001年,经过洛阳市宗教局批准,一些来自白马寺的僧人进驻禅虚寺。禅虚寺的佛教信仰也渐趋浓厚。值得注意的是,入住禅虚寺的僧侣不仅仅主掌佛堂,亦主事如龙王庙、包公祠这些民间信仰的祠堂,僧人不仅成为佛教的守护者,更是民间信仰的守护者,其宗教角色口趋模糊。僧人入主世俗祠庙,其实在明清以来已经普遍存在,佛制规定僧人为了住持正法、教化众生,应住寺院、精舍,但有时为了个人精进修持,个别也可住在林下岩间,这种情况在宋代以后发生了改变。一方面,宋代以来佛教世俗化程度加深,僧人在政策驱动及民众影响下,以积极入世的姿态介入各项社会慈善公益事业,如主持官府开办的庵骤、养济院、安乐庐、漏泽园等。另一方面,也与寺院经济的崩溃有关,明代佛教寺院大规模合并,不少僧人流离失所,有一些便进入了民间庙宇。①不过,由于禅虚寺不同信仰的杂揉,使得主事祠堂的僧人要面临各种不同民间信仰的冲击与影响,也使民间信仰与佛教信仰的融合更为突出。在佛教节口的庆祝上,这种情形表现得更为显著。作为佛教寺庙,禅虚寺每年二月初八要举办释迎牟尼佛出家口、二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圣诞口、四月初八举办浴佛节、六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成道口、九月十九举办观音菩萨出家口、十二月初八举办释迎牟尼佛成道口等。这些是佛寺的重大节口,但往往会有庙会充斥其中。而每到这个时候,去禅虚寺的不仅有求佛拜佛的人,还有很多拜祭包公祠、玉皇阁、九天玄女的人。他们到佛寺只是为了求得一些世俗的利益,如平安、发财、排忧解难、心想事成等,佛教节口跟民间信仰的节口在这里彻底融合为一。
    总之,由于佛教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容易招徕游客,引起外来人的兴趣,但民间信仰在本地村民中更有市场,深深影响着当地民众的口常生产、生活。佛教与民间信仰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加强了互动,并呈现出了新的交融。如佛教信仰宣传的方式趋近于民间信仰,并对民间信仰活动实现了广泛的容纳和参与。目前,为了进一步发展禅虚寺的旅游业,2015年,金村引入了战略投资商对禅虚寺景区进行新一轮的开发,规划有梅园、十方莲池和土地‘ub,并计划复建北魏永宁寺塔。这也意味着,在今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旅游将对禅虚寺产生更深刻的影响,佛教与其他信仰的融合也将愈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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