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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观的“二教五时”判教说

2020-04-08 13:32:54 点击数:

      关于慧观的判教,吉藏有如下记载:昔《涅架》初度江左,宋道场寺沙门慧观,仍制经序,略判佛教有二科:一者顿教,即《华严》之流,但为菩萨具足显理;二者,始从鹿苑,终竟鹊林,自浅至深,谓之渐教。于渐教内开为五时:一者,三乘别教,为声闻人说于四谛,为辟支佛演说十二因缘,为大乘人明于六度,行因各别,得果不同,谓三乘别教:二者,《般若》通化三机,谓三乘同教:三者,《净名》、《思益》,赞扬菩萨,抑挫声闻,谓抑扬教:四者,《法华》会彼三乘,同归一极,谓同归教;五者,《涅粱》名常住护从吉藏的叙述来看,似乎慧观的判教理论乃是在同慧岩、谢灵运整理南本《涅架》后,在经序中体现出来,但在现存文献中已无法证实。但其“五时”说显然是受《涅梁经》的启发,在北本《涅梁》卷十四《如来性品》中,就有类似“五时”的“五味”说法:

        善男子,譬如从牛出乳,从乳出酪,从酪出生酥,从生酥出熟酥,从熟酥出陇翻。醒翻最上,若有病者众病皆除。所有诸药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从佛生出十二部经,从十二部经生出修多罗,从修多罗生出方等经,从方等经生出般若菠萝蜜,从般若菠萝蜜出大涅梁,犹如醒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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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观的判教可以称之为“二教五时”说。首先,将整个佛法分为两大部分:顿教和渐教。顿教指华严类经典,起判教依据作用的自然是指觉贤翻译的六十《华严》。这里的顿教是指其说法“具足显理”,而非通过循序渐进的说法教导众生。特别应当注意的是,这里的“顿”并非是《大品涅梁》译出之后由竺道生首倡的“顿悟”义。《出三藏记集》卷十二载:沙门竺道生执顿悟,谢康乐灵运《辨宗》述顿悟,沙门释慧观执渐悟。 所以,慧观判顿、渐尽管置身于南北朝顿悟渐悟争辩之中,但其顿、渐并无“悟”之义。整个南北朝判教理论以划分顿、渐(后加一“不定”)为主流,均是在此意义上讲的。判教中顿渐含有“悟”之义,乃是禅宗兴起后华严宗清凉澄观的理论了。

    慧观的渐教“五时说”,“始于鹿苑,终于鹊林”乃是贯穿于佛陀讲法的一生,包括作为“顿教”的《华严》在内,这就构成了其判教标准的矛盾。

    慧观的“渐教五时”从本质上讲是从“受众”的角度评判的。即使是在列为第一时的“三乘别教”中,也能为“大乘人明于六度”而得果。其对大小乘的区别并非严格而又严厉。在第三时“抑扬教”中,也仅是就《维摩经》和《思益经》经文中来,而并非在判教中一味褒大乘贬小乘。它也同印度大乘佛学初期一味抨击小乘,而小乘佛学以“大乘非佛说”予以还击全然不同。这同佛教在中土初传时大小乘同译同传,同时受到儒道传统文化的攻击而在内部采取的宽容态度密切相关。在南北朝,即使经过了坞摩罗什的般若、三论等风靡南北,南北的毗昙、地论、成实依然风行。中国佛学后以大乘为主流,实同印度佛学完成了由小乘而大乘的革命之后,恰逢中国佛学的译经集团达到了规模和机制的完善,从而使得大乘经典在文风、内容等各方面更容易为包括佛教徒在内的中国士人理解和接受密为相关。

    从吉藏的论述中,我们不能断定在慧观那里《华严》和《涅粱》孰为幼劣,但就此简短的论述予以分析,似乎两者并不存在此问题。但南北朝许多判教理论将《华严》判为顿教,显然直接促进了对《华严经》的研究,并且催发了华严宗的产生,而慧观直接参与修订的《涅架经》被慧观本人判为“常住教”,当取“佛性常住”之义,这两部在印度佛教并没有多大地位的大乘经典在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慧观判教理论的功不可没。

    吉藏在批判南北朝判教理论以建立其判教体系时,仅举出慧观和地论学派两家,并指出,“自五时己后,虽复改易,属在其间”。①充分说明了慧观判教理论在南北朝乃至中国佛教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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