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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冲突

2020-03-28 13:59:20 点击数:

    佛教在中国传播时,与中国文化尤其是主干儒家思想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冲突。主要表现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从人生观来看,佛教从无常、无我的基本教义出发,认为人生充满了痛苦。佛教的基本教义就是围绕着关于人生是苦,以及如何才能解脱这一间题而展开的。佛教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要彻底解脱人生种种痛苦,必须按佛教教义的要求,放弃世俗生活,追求宗教修行。与佛教人生观不同,中国传统思想则往往以豁达乐观的态度及积极进取的精神来看待人生。(易·乾·象》中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来对待人生,对待生活,正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不折不挠,与自然与社会顽强奋斗精神的概括。儒家思想中虽然有重天命的一面,但更多的是“敬天命而尽人事”。孔子本人周游列国四处碰壁,但却“知其不可而为之”,表现了一种悲壮、顽强的精神。老庄思想虽主张无为不争,但更多表现的是对世俗名利的超越洒脱,并不是彻底的出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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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道德理想来看,佛教追求精神解脱,追求寂然不动。这种目标是个人的精神解脱,是以放弃现实生活为代价的。中国传统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是成圣贤君子。何谓圣贤君子?儒家认为是才智道德极高者,而且这种极高的道德修养必须与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以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儒家把个人的道德修身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社会责任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与佛教提倡的个人修行出家,得道解脱大不相同。
    在道德修行和道德规范方面,佛教与中国传统思想也有许多不同:第一,古代印度各宗教流行乞食制,它们认为肉体是欲望和罪恶的产物和载体,是精神的枷锁,因此肉体的苦行有利于精神的修炼。人的物质生活,应当越简单越好,而乞食正是为了有利于宗教修行。早期的印度佛教也流行乞食制,佛教徒几乎都是以托钵乞食为生。但这种乞食习俗在崇尚勤劳俭朴的中国社会却很难被接受。中国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因此注重农业生产、提倡勤劳耕作成为中国社会上下所认同的风气和美德。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佛教徒那种不事劳作、甘愿乞食的生活方式,被中国人看作是好吃懒做、好逸恶劳。佛教传到中国后,为了适应中国人的观念,大多数寺庙兴建庙产以维持生计。禅宗则创立了“农禅”的生活方式,即既要“参禅”又要进行生产劳动,后来禅宗大师百丈怀海制定《禅门规式》把“农禅”的生活方式制度化。第二,出家弃俗与孝敬父母、“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儒家孝道观的矛盾。佛教修行要求修行者出家弃亲,这在以血亲关系为基础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里很难被接受,这也是儒佛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佛教为了能融人中国社会,也大力宣扬孝道,甚至编写讲孝的佛经,如《父母恩重经》。后来在中国出现了在家修行的居士,也说明了佛教的中国化。第三,沙门不拜王者与忠君思想的矛盾。按佛教仪规,佛陀是世间最尊者,其地位远远高于人间统治者。佛教徒出家修行脱离了世俗生活,以佛陀为尊师,只能礼拜佛陀,除此之外,对于世间其他一切位尊者,即使贵为天子,亲如父母,也不应对之行礼跪拜。这种教规,在重视“忠孝”礼法制度的中国封建社会,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封建士大夫对此极为反感,在佛教发展史上,这是儒佛的重要焦点。斗争的结果是,佛教徒低下了高昂的头。到了唐代中期时,佛教徒既拜父母也拜君王。
    最后,在思维方式和修行方式上,佛教所反映的印度人重填密的逻辑推理的思维方式和提倡禁欲苦行等以长期艰苦的磨难为解脱途径的修行方式,与中国士大夫喜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和追求自然适意、乐观豁达的生活方式发生了冲突。
    正是在以上这些背景下,产生了简便易行、注重体悟、在现世中达到超凡人佛界的中国式佛教—禅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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