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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周至春秋时期随葬有兵器的女性贵族墓葬共有6座,人骨均经过性别鉴定。墓葬的年代主要集中于西周早、中期,仅有1座墓葬年代为春秋中期。墓内随葬兵器的均为第二等级墓葬随葬的兵器以戈为主。除女性贵族墓葬外,女性平民墓葬中也有不少随葬有兵器。如少陵原墓地中的M145, M254, M47, M248, M298, M3738,张家坡墓地M176。上述墓葬的年代为西周早期至西周中期。

    对于女性随葬兵器的解释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商遗民,一种是北方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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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商代妇好墓中出土有大量兵器,以及甲骨文中记载有女性参与战争的内容,因此不少人认为女性墓葬随葬兵器是延续商代的传统,而西周时期随葬有兵器的女性多为商遗民。如何从考古资料上判断族属问题,是个具有争议的问题。通常学界倾向于认为墓葬中有腰坑并且殉狗的人群有较大可能性为商遗民,换而言之,则是随葬有兵器的女性墓葬应有腰坑和殉狗现象。从下表内可以看出,随葬兵器的女性贵族墓中,仅有6座墓葬有腰坑和殉狗现象,而其余8座无此葬俗。因此将墓葬中随葬兵器完全归为墓主是商遗民的身份有不妥之处。

    第二种看法来自于对北京昌平白浮M2随葬有大量兵器现象的分析,有学者认为可能北方人群中有女性参加战争的习俗“。陕西西安地区的少陵原墓地和张家坡墓地共有8座随葬兵器的女性墓,山东济南地区的仙人台墓地和枣庄地区的前掌大墓地共有5座随葬兵器的女性墓。因此不仅北方地区有女性随葬兵器的情况,在陕西和山东也都存在。昌平白浮M2墓中随葬有10类共35件(组)兵器,甚至包括有盔甲和护腿甲,在兵器器类如此齐备的情况下,这些兵器很可能是用于实战,并且该墓主也是会参与战斗的。那么其余11座墓葬中随葬1至3件的兵器,是否仅是象征性,并不代表这些女性墓葬会参与战争、    滕州前掌大墓地6座随葬兵器的女性墓葬中,墓主年龄均在15-35岁这一区间内。少陵原墓地随葬兵器的女性墓中,除一座墓主年龄不详,一座墓主年龄鉴定为成年外,其余墓葬中墓主年龄均在35岁以下。换而言之这些随葬有兵器的女性均处于青壮年,具备进行军事活动的身体条件。
    在这两处墓地中并非所有男性都随葬有兵器,前掌大墓地发现男性墓(经人骨鉴定)共20座,其中不随葬兵器的男性墓有15座。少陵原墓地发现男性墓(经人骨鉴定)103座,其中不随葬兵器的男性墓有80座。前掌大墓地中M34, M31两座女性墓的墓主年龄分别是50和40岁,两墓的随葬品较为丰富,均随葬有青铜酒器2-3件,却不见兵器。说明女性随葬兵器与个人财富并无必然联系。
    综上,在第二等级女性贵族墓和平民墓葬中所发现的兵器,并不是仅有象征性意义,很可能这些随葬兵器的低等级女性贵族具有参加军事活动的权力,而参加战争的女性并不局限于北方地区和商遗民中。
    虽然第一等级女性贵族墓中基本不见兵器,但将兵器的有无作为判断墓主性别的依据还需要谨慎使用,尤其是在西周早、中期,平民女性墓中随葬兵器的情况并不少见。
    第一等级女性贵族墓葬中不见兵器的原因,很可能与周代对女性贵族参与军事权力的限制有关。《尚书·牧誓》记载周王在牧野誓师言及封王罪状:“王曰:古人有言曰‘牛匕鸡无晨,牛匕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妇言是用……。《牧誓》这篇文献的成书年代一般认为较晚,并非西周时期所作‘3。虽然文献并未明确姐己的具体政治活动,但至少可以看出周代对于女性干涉政治的消极态度。而《国语·郑语》、《国语·晋语》等文献中对于褒姐的描述及“妖女祸国”故事的演变,主要也是男性反对女性干政这一观念所致14。从这点来看,似乎能够了解周代对于女性贵族军事权力限制的原因。这样的观念和想法反映在考古材料中,便是第一等级国君夫人级别的女性墓葬中不见兵器。而政治活动主要集中于高等级贵族人群中,因此不参与军事的限制对于西周早、中期的低等级女性而言,并不那么严格,这也可能是低等级女性墓葬中可随葬兵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