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殡葬行为变迁的认识误区及其内卷化推定

2019-09-14 04:44:01 点击数:

    目前,骨灰二次棺葬已成为许多农村地区村民们选择的主要殡葬方式。对此,学界大致归因于殡葬服务不到位、基础设施不完善等方面,并提出了相应对策①。但现实告诉我们:殡葬服务的变化并不能带来殡葬改革的成功,简单地将“火化率”指标与“殡葬改革”相等同是错误的。

    事实上,就原生意义的“殡葬”概念来说,它不仅指对死者遗体进行处理的模式,更与一系列价值体系、生活方式和物质条件等因素紧密相关,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将我国殡葬改革研究建构在“火化”数据之上,强调殡葬改革对资源的节约和社会发展,而忽略土葬的仪式属性及功能,显然是片面的。把我国殡葬改革的“成功”归结为“火化率提高”可能有两个原因。其一,“将殡葬改革锚定于土地节约”的观点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持此观点的学者断言,农村土葬因为无序而必然占用大量土地。实际上从本世纪开始,这一理论已经遭受越来越多的批评。批评者认为,用火葬来覆盖殡葬形式的多样性是“片面”的、“虚伪”的,简单地将其作为所有逝者选择的理想形式更是欠妥的,也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其二,在现代语境中,“土葬”不仅与“现代”相对立,更是“现代化”的重大障碍。而各级民政部门火葬数据又正好符合现代化理论对“火葬改革”的预期,也回应了中国社会对现代化的追求与渴望。很多人坚信:实行火葬替代土葬,倡导文明节俭办丧事,革除丧葬陋俗,能够大力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现实场景却是这样的,随着村民白治制度逐步实施,原本以政府为主体的农村服务体系让位于以村民个人为中心、以白我服务为主的农村服务体系。在此背景下。村民很多活动的完成越来越倾向于依赖其血缘网络和地缘关系,殡葬服务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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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庄本质上恰好是一种“场域”,它连释的是拥有不同的资本和权力进而处于不同位置的村民之问的结构及相互关系,村庄空问上的村民互助能够填补政府公共服务缺失的空白。另外,村庄内还存在一种“惯习”,即每逢丧事,村民根据血缘或地缘关系白觉参与其中,这种白觉已经内化为村民身体的一部分,是村庄群落之于村民的“嵌入和身体化”,是村民的一种“心智和认识结构”。作为一个潜在的行为倾向系统,该“惯习”是村庄持久形塑的结果,但是,村庄这个“场域”的意义、感觉和价值也是惯习不断行为化的累加。“奔丧不奔喜”,村庄丧事,对于村民而言,既是一个仪式,更是一个“公共事务”。村民们通常根据白身在村庄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来决定白身参与殡葬活动等“公共事务”的方式,并且将其内化为一种生活规范,长期世代沿袭,很少因为私利而破坏这种规则。而村民们对该规范的遵守,从村庄群落内部提供了一种强化村庄共同体的动力,密切了村民的社会关联和网络结构,实现了该“惯习”的白我强化。这恰恰从一个侧面证明:殡葬改革制度企图削弱殡葬与地方社会文化制度的联系、节约农村发展所需的资源,过于理想化,不符合实际。
    奔丧“惯习”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村庄的白由空问”,也正是在村庄空问内,村民们基于社会资本,通过多轮博弈,达成了均衡,使得奔丧“惯习”不断延续。四个步骤可更好地描述、连释这个博弈均衡。
    第一步骤:确定是否“奔丧”及随丧支付额度。实际上,在村庄社会关联网中,每个村民都会白觉地根据白身所处的社会位置及和逝者的亲疏远近,在随丧成本与预期边际收益相等的平衡点上做出决定,并把它作为现阶段维护白身社会资本的一般标准。这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大体上也是一个中等社会资本水平的标准。一个村庄里有许多这样的标准,高低不一,每一个村民均知晓。如一个村民属于B标准的,但其随丧支付是大于B标准的A标准或是低于B标准的C标准,可能会对其他村民的随丧支付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同时该村民白身的社会资本也会受到影响。
    第二步骤:出现“别有用心者”。在其他村民都遵守规则,即按照相应标准进行随丧支付时,如果有一个村民增加了白己的随丧支付额度,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标准,那么他未来获取的预期边际收益(可能)会大于随丧成本。而其他遵守相应支付标准的村民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因之降低,预期边际收益将小于随丧成本。“别有用心者”的社会资本维护水平将超过理想水平,而超出理想水平的维护成本费用将由其他村民以社会资本进行支付。我们把追求这种利益的村民称为“别有用心者”。当然,这个结论之所以能够成立,还需满足一个前提条件:村民奔丧的目的是为了维护社会资本,并且村民存在不同的社会资本,偏好不一。在社会资本维护中,如果实行简单的多数票表决制度,那么任何一个社会资本维护标准都无法得到保障,因为总会有压倒性的多数派投票反对维护任何一条独立考虑的标准。也就是说,村民们如果相互问认可彼此社会资本及社会位置不同,赞同社会资本不同的村民适用不同的支付标准。这样村民之问便可达成协议,使得所有社会资本都有可能得以维护。
    第三步骤:“别有用心者”结成联盟。第一个“别有用心者”显然是会受益的,如果处于同一标准上的第二个村民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好处,他也会迅速转向“别有用心者”的行为模式。并且这两个“别有用心者”还会意识到,如果他们结成联盟,共同为提高他们两人的社会资本而努力,他们都会获益。在这种情况下,这两个村民需要相互投票赞成对方的“别有用心”行为。在结盟者很少的情况下,结盟的任何一个成员为其他结盟者额外支付的成本是比较少的,而收益却相当可观。但这种联盟会损害其他“安分守己者”的利益。因此,“安分守己者”会有转向“别有用心者”的倾向。
    第四步骤:循环占优的出现。由于“安分守己者”总是受损者,他们会产生不满情绪,会寻求改变现状,增加支付。通过调研我们发现,村民增加支付的方式较多,角度不一,包括钱、财、物和力等。由此,“安分守己者”变成了“别有用心者”。或者说任何一个“安分守己者”都可能成为“别有用心者”。因为,在一个维度下,一个“别有用心者”可能占优“安分守己者”,而在另外一个维度下,原“安分守己者”可能变成了“别有用心者”,原“别有用心者”反而成了“安分守己者”,循环占优出现。
    经过多轮博弈,可能的均衡结果如下:
    第一,对于一个逝者家庭而言。为了使白己的社会资本得到维护,逝者家属都必须与多个村民达成双边协议,因此他将被迫把维护其他村民的社会资本算作维护他白己社会资本成本的一部分。结果导致丧事环节增多,骨灰棺葬盛行,费用增加,土葬内卷化产生。
    第二,对于村民集体而言。由于循环占优的出现,村民达成的双边协议必然有重合结果,结果所有的标准都成倍地得到执行。单个村民不赞成的标准,尽管投票反对,但由于处于少数派的地位,其仍旧需要为相关标准进行支付。因为双边协议的数量远超过需要维护的标准的数量,所以每个标准的维护水平都会超出在村民个人看来是合理的程度。也就是说,在村庄无力屏蔽火葬制度的强力嵌入下,村民们只能被动的接受火化,并且努力寻找办法将火化环节村庄化、结构化,从而导致村民土葬内卷化程度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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