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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意识的强化

2019-09-10 05:10:22 点击数: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社会具有浓厚的宗族和家族观念,以及慎终追远的孝道精神。中原移民在迁居福建的历史过程中,为了应对恶劣的环境,扩大生存空间,绝大多数移民聚族而居,“为了适应社会生存和谋求发展的需要,也纷纷附祖塑宗,建祠堂、修族谱、崇祭祀,竞相标榜”,借以增强家族的社会势力。因此随着移民的不断入迁,宗族意识也扩散到整个福建地区。

    于是,中原汉民接受土著拾骨葬习俗的同时,自然而然也将传统的宗族观念渗入拾骨葬习俗中。最初迁入福建的汉人仍将中原视为故土,具有深切的怀乡念祖之情,因此在迁徙过程中,将先祖的遗骸装入瓦罐中,希望有朝一日能重返中原重葬先人骨骸。民国《永春县志》载:“古时有火葬者,焚之而藏其灰于小瓷合中,大概唐宋时流寓所为,土著则无之”尽管方志编纂者忽略了拾骨葬也存在于土著之中的错误,我们可以推测当时流寓的汉人效仿土著舍民的火葬拾骨之俗,目的便是为了日后方便迁葬。民国《上杭县志》亦载:“明代以上,间有火化者……或曰即有虞氏瓦棺之义,恐未必然。或曰当宋季南迁,转徙不常,取先骸而珍藏之,便于携带,亦其一说,而未必皆然。盖其始虑亲骨入土易朽,易以瓦器,本出于珍护先骸之意,其后为祸福所惑,动归咎于先坟,有一迁再迁至屡迁者”从这段史料中,作者所言“未必皆然”,实际是肯定确实有一部分移民为了便于携带而采用拾骨葬。由于年代久远,明清之前移居福建的中原汉人采用拾骨葬的本意较为模糊,难以理清,但无疑与浓厚的怀乡之情,希冀重返故土安葬祖先的愿望有一定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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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清时期,福建民间家族组织也得到进一步扩展,族谱的编修、宗祠和祖墓的修建以及隆重祭祀活动的举行在这一时期更加兴盛。如上杭“俗重宗支,一村之中不论大小姓皆合建祖祠,复合散居各乡及徙居外处之同宗而建祠”「们,长泰“邑重宗祠,比户皆然。其富厚知礼者,有大宗小宗之祠,岁时致祭,长幼序拜,秩然可观”。与此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不少人到外地谋求发展,其中既有个人到外经商的,也有举族移居的,但这些人始终不忘故里,与家乡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这种家族凝聚力使得不少在外的福建人死后仍然归葬故土。
    事实上,拾骨葬对于不幸客死他乡的人们来说是一种可行的归葬方案,闽南《石狮铺锦黄氏族谱》记载了明朝时期,客死在外的经商族人采用拾骨葬归故里的:
    新庭府君,讳天授,字稚任,自号新庭南湖公,三子。生正德辛未年九月廿七日,卒隆庆壬申年七月口日。客游广东琼州府文昌县清澜所,病卒,祖侄贯斯以瓦罐收骨骸归,葬罗裘山画马石,后与配卢及男合葬。川
    义安府君,讳履祥,字视新,号义安,新庭公之子。生嘉靖辛丑年五月初二日,终万历癸酉年九月廿四日。以寻父枢往广东琼州府病卒,族侄贯斯收骸骨归,瓦棺葬罗袭坑呻后田山,与父母同穴.
    龙蟠,字愈京,号怀都,毓观次子。生万历辛卯年三月初八日,卒崇祯乙亥年六月十四日。商广东病卒,弟龙升寻骸归,瓦棺葬南安坑。
    有清一代,随着福建人口向外的迁移规模不断扩大,拾骨归葬的记载更为频繁,尤其兴盛于闽台两地的迁徙和交流过程中。
    这些族谱记载的大多是在康熙统一台湾后,福建移民渡台卒后归葬的情况。随着福建移民入台,这种强烈的宗族观念和家族意识也随着福建移民传入台湾,强烈的家族凝聚力使得迁台移民始终眷念故土,死后也要归葬故里,但因棺枢难运,大多采取拾骨葬的形式。如民国《基隆市志》曰:“台湾居民多系移自大陆,眷念故土,故子孙依其遗志,昔于葬后数年,洗骨携回祖籍改葬”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也有不少移民举族定居台湾,死后葬在台地,不再归葬,甚至将福建本乡祖先的骨骸迁葬到台湾的:
    泉州《薛氏族谱》载十四世祖“训章,号厚斋,彝琦次子。乾隆庚申生,乾隆戊申卒。娶粘氏,谧勤。乾隆庚申生,乾隆戊戌卒。俱拾骸往台葬。子一:奎麟,往台”川。
    永春《桃源凤山康氏族谱》载十一世祖“文茂,字重木,历家长子。生康熙庚午,卒雍正甲寅,其骨骸元胖迁葬台湾”
    这种将祖先骨骸迁葬台湾的事例,虽然并不多见,但其意图仍与闽台浓厚的宗族意识相关,子孙迁台后定居台湾,不忍将父母骨骸留在大陆,于是便将其迁往台湾安葬。
    总而言之,明清时期闽台两地拾骨葬的盛行与闽台民族迁移有着密切关系,归根到底是由于闽台浓厚宗族观念的强化,这也是拾骨葬具有强大生命力的重要内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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