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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族旧俗的发展

2019-09-10 05:05:33 点击数:

    我国新石器时代墓地中有不少二次葬的遗迹,但有些地区的二次葬并非特有现象,延续时间很短。然而明清时期,拾骨葬却依然盛行于闽台汉族、舍族和客家人等不同族群中,并且流行于广东、广西、贵州、江西等南方地区。除了原始的灵魂不灭观念,是否还有其他因素影响着闽台地区的拾骨葬?

    根据文献记载,在各个历史时期,拾骨葬曾广泛存在于我国南方地区。

      《墨子.节葬篇》载:“楚之南有炎人之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

      《隋书·地理志》云:“南郡、夷陵、竟陵、涌阳、沉陵、清江、襄阳、春陵、汉东、安陆、永安、义阳、九江、江夏诸郡,多杂蛮左,其与夏人杂居者,则与诸华不别。……其死丧之纪,虽无被发祖踊,亦知号叫哭泣。始死,即出尸于中庭,不留室内。敛毕,送至山中,以十三年为限。先择吉日,改入小棺,谓之拾骨。拾骨必须女婿,蛮重女婿,故以委之。拾骨者,除肉取骨,弃小取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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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溪蛮丛笑》亦记载了五溪蛮的拾骨葬:“死者诸子照水内,一人背尸,以箭射地,箭落处定穴。穴中藉以木,贫则己。富者不问岁月,酿酒屠牛,呼团洞发骨而出,易以小函,或架崖屋,或挂大木,风霜剥落,皆置不问,名葬堂”

    上述材料,“楚之南”位于我国岭南南部或者西南部;“蛮左”指杂居在南方的少数民族;“五溪蛮”即“分布在今湖南沉江上游的若干民族总称”,包括今湖南、贵州、湖北等地。由此可见,拾骨葬曾经流行于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中。

    明清时期,我国福建、台湾、广东、广西、江西、云南、贵州等地或多或少存在着拾骨葬,如广东潮州“葬后十年或十余年,则易其棺而贮骨于瓷婴,·名曰金罐。骨黄者复痊原穴,骨黑者另觅佳城”,江西安远“人信堪舆,惑于福荫……更有改葬迁葬,难免洗筋抹骨之惨”,又如云南普马人“死俱埋于掌房下常行走处,日以滚水浇之,埃腐取肉另埋,骨则洗净,锻袋盛之……藏于家,三年乃葬”。甚至包括台湾平埔族也保留着较为原始的洗骨葬:“人死后之后第二天,他们把尸体搬到一个竹架上去,竹架离地面约两码,用绳子把死人的手脚绑起来,在竹架旁边烧火,使尸体成为干燥。……死人依以上方法烘干,要烘九天,虽然每天洗涤,在家中发出难受的臭气。到了第九天,他们便把尸体从竹架上拿下来……在第二个竹架上要放到第三年为止,其筋肉在空气中渐渐消失,只剩下骨骼,拿来葬在家里。

    我国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曾述及我国台湾地区、大陆地区、琉球以及南洋群岛和中南半岛的拾骨葬,认为拾骨葬是东南亚古文化的特质之一,也是东南亚最原始的葬式,并且断定“洗骨文化最早的起源地是百越民族所居的中国大陆的南部”。对此,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认为“凌先生的这一主张尚难确立下来”,因为就我国新石器时代二次葬遗址的分布范围而言,“它并非起源于一个地区,也不是只有百越民族才有二次葬,但可以说二次葬是百越民族的文化特点之一”。这一说法固然有理,然而我国史前文明起源虽然是多元的,但“基本上是在本土生长和发展起来的,只是在某些边境地区同邻境的史前文化发生过一些联系”〔的,再加上我国南方少数民族与古越族的密切关系,笔者认为,虽然琉球、南洋群岛以及中南半岛的拾骨葬最早起源于百越民族的说法尚待讨论,但我国南方地区的拾骨葬起源于百越民族的旧俗却是可以肯定的。
    众所周知,我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来源与古越族有密切的关系,《隋书.南蛮传》曰:“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蜓、曰攘、曰狸、曰撩、曰逸。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川。今两广、贵州、湖南等南方的壮族、布依族、水族、侗族和黎族都是百越民族的后裔;瑶族与古越族也有密切渊源,“信奉架瓤的瑶族是东欧人的子孙、古越族的一支”分布在闽越的舍族也是“闽粤赣交界地区古越人的后裔”。因此,谢重光在《闽粤台捡骨葬风俗及其渊源》中也认为,“闽粤是百越族的核心地区;台湾的汉族移民主要来自闽越两省,而其原住民与百越族有着极深的文化渊源关系;闽越的舍族、瑶族来源于荆楚蛮之一的武陵蛮南迁。既然闽粤台的各民族、各族群都与百越和荆楚蛮有深厚的渊源关系,其地盛行起源于百越与荆楚蛮的捡骨葬之俗,就毫不足怪了”仁们。实际上,拾骨葬并不是闽台地区唯一存留的古越族遗俗,例如福建惠安妇女的特别服饰、“女劳男逸”和“长住娘家”习俗,以及流行于闽南地区的拍胸舞等等都是百越民族遗风。
    闽台地区的拾骨葬可以追溯至古越族的旧俗,这点是无疑的。明清时期,闽台等地的汉人也盛行拾骨葬,而非采用与中原汉人相同的传统葬法。因此有学者指出虽然拾骨葬与早期土著文化关系密切,“但不能因此武断地推出现有的汉族洗骨葬行为绝非中原、北方移民的故有观念、习俗的一种  ‘在地’的流变”,这一说法并非没有道理。闽台的拾骨葬起源于古越族之说固然无疑,然而在解释明清时期闽台各地各民族拾骨葬习俗流行的原因却略显单薄,因此,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拾骨葬的盛行,闽越遗民舍族和中原南迁汉民中都存在着拾骨葬,这与闽台民族的迁徙和融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随着北方汉人的入迁,福建原有的土著民族有一部分受到中原先进文化的影响,不断汉化,舍族在此过程中也仅剩蓝、雷、钟三大主姓,“其余的数十种姓氏,无疑逐渐消融于汉族之中”川,这部分舍族在明清时期仍保留着拾骨葬习俗,乾隆《德化县志》中记载明万历间舍族的拾骨葬:“邑有舍族民,以钟蓝雷为姓……人死夸U木纳尸,少年群集而歌,孽木相击为节,主者一人盘旋四舞,乃焚木拾骨浮葬之,将徙取以去”,但到了清代,有一部分舍民在汉人文化的同化下,改变了拾骨葬习俗,县志云:“入本朝遵制,编保甲从力役,视平民无别,惟岁时祭祀死丧尚仍其旧。迩来与土民联婚,改其焚尸浮葬之习,亦足见一道同风之化云”。明清时期,中原南迁的外来汉民,包括客家族群和福佬族群也都有拾骨葬习俗,很有可能是汉民在迁入福建过程中,与土著居民不断交融,由此受到了土著习俗的影响。如陈支平认为闽西客家人的拾骨葬习俗“在相当程度上吸收了古代土著的传统习俗”,谢重光也指出拾骨葬是“客家先民、福佬先民与包括舍族先民在内的古代湘赣土著互相融合和同化的产物”
    因此,上述关于汉族洗骨葬源自于北方移民的故有观念和习俗的说法,与拾骨葬来源于古越族的观念其实并不冲突。正如学者所言这是“大批外来汉民在闽中移殖和重建传统汉人社会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地进行自我文化调适,逐步走向‘土著化’或‘在地化’的过程”,其中所谓的“土著化”或“在地化”,一方面意味着汉民接受了土著的拾骨葬习俗,另一方面,这还是“针对新领地社会文化的一种重新编码和格式化”[7]。这就说明,南迁汉民的拾骨葬并非照搬土著的拾骨葬,而是融入了汉民故有的观念,如宗族观念、风水观念等等,赋予了拾骨葬习俗新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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