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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鼎在江滨发现的“新棺”分析

2019-08-22 09:13:58 ESPCMS.COM 点击数:

    当然,仅以傣禄作为其收入来源,士族的生活难免捉襟见肘。另一方面,尽管棺价并不在生活开支中占有较大比重,但从上述两则史料中,亦可以窥得士族社会的其他变化。若遗令内容被家族成员严格遵守,则卒于公元497年的张融他所用棺具的价格暂可以确定为三千钱,而卒于公元519年的刘敲,其棺价则降至一千钱。若他们所用棺具并无质量上的差距,属于同一规格,则价格的浮动暗示着士族购买力的下降,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若他们所用的棺具存在等级差异,那么考虑的刘是新起的青齐士族的代表,则以张融为代表的建康旧士族在萧梁社会中的中心地位显而易见(因为他们使用的是如此昂贵的棺具)。建康城中棺具对于一般士族来说仍是高不可攀、无法获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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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何况,他们也会得到家族内部的接济。如刘“不娶不仕,与族弟舒并隐居求志,遨游林泽,以山水书籍相娱而己”,死后溢号曰贞节处士,可见其未曾仕宦,没有傣禄,一千钱的棺材费用可是由其出仕的长兄刘雾、刘杳承担,就连刘敲也曾经承认“两兄禄仕,足伸供养”。另外,接济的钱财也很有可能是“外资”,“外资”是解决建康士族生活贫困的途径之一。东晋南朝时期的“外资”一部分乃“西资”或“南傣”,实际上来自于中游地区的外资也显得十分重要。根据南京地区尤其是东晋家族墓中出土的一些墓志,我们会发现某些家族成员有外任的经历,而某些成员则可能毫无仕宦历,无法领取官傣的士人很可能就依靠这些来自于家族内部的“外资”维持生活。
    某些士族成员会选择外任,上表提供的信息揭示除谢琉任海陵太守外,其余士族的外任地点皆在中上游地带,王建之任都阳太守、李纂任宜都太守,钟济之任豫章永修令。他们从职位上获取的“外资”,足以供给每一个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开销,直至生命的终结。当然外任的士族也可能卒于当地,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将“外资”带回建康。
    综上所述,建康士族的丧葬可以分为两个类型:卒于京师者,就地购买棺具以备丧;卒于外地者,家人携灵枢还葬故乡。由于一部分士族外任于长江中、上游地区,他们的“还葬”一般都走水路,江上风高浪急,船身颠覆应是常有之事。研究者指出,东晋、南朝时期建康周边水灾频发,平均七年就有一次特大水灾,其中江水倒灌建康城,从而引发涛变,就有13次之多。若比较三起流棺事件的共同点,则流棺出现的地点都在建康及其周边地区的滨江地带。其中,蔡洲和新亭的两次“流棺”事件,其背景皆是战乱(一为卢循之乱,一为侯景之乱)。但除此之外,“流棺”的产生或许也与建康城附近的风暴潮有关。因此对于建康士族而言,就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流棺”印象,甚至认为棺具天然地与荆州等上游地区产生某种联系。
    另外,韦鼎在江滨发现的“新棺”也值得注意。如前所述,居住在建康的士人会去市场购买棺具,现在新棺出现在江边,是否意味着建康市场中供应之棺具亦是产自于上游地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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