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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女一一受困于事死如生的孝道观

2019-08-16 12:58:43 点击数:

    我国的火葬之俗可以追溯到原始社会晚期,1945年在甘肃省临挑县的寺洼山史前文化遗址开掘考古中,发现一古墓中有三个灰色大陶罐,其中一个盛有人体火化后的骨灰。①这些火葬习俗大都集中在少数民族或者比较偏远的山区,由于当地地形主要以山地林区为主,活人的生存尚且困难,对于死者的利益也就甚少考虑了。早期火葬主要流行于西南、西北、东北一些地区,而中原地区还是以土葬为主。东汉之后,佛法东移,火葬也曾在民间大为流行,甚至由于其简单、卫生、经济且不占土地的优点而在宋、元时期的民间禁而不止,但最终还是遭到了正统士大夫们的强烈反对,被严令禁止。唐朝律法就曾专门设定《残害死尸》的条文,规定:若焚烧、肢解尸体,按照斗杀罪减一等处刑;斗杀罪有处死刑、流刑,毁坏死尸仅比这些刑罚减一等治罪,这还是平常人之间的处治,自然是相当重的;若子孙毁坏绍麻服以上尊长尸体则完全按斗杀罪处刑,就有杀身之祸了(《唐律疏议》卷18。政府认为火化先人,尤其是直系尊长尸体的行为“丧尽天良”、“有违人道”,因此将其比照杀人罪处以刑罚。宋朝可以说一直和火化之风进行“坚决的”斗争,《宋史·礼志二十八·士庶人丧礼》:南宋绍兴二十七年(1157年),监登闻鼓院范同上奏:“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唯恐不至,死则播熬C ruo)而捐弃之,何独厚于生而薄于死乎?甚者焚而置之水中,识者见之动心……方今火葬之惨,日益炽甚,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且“仍伤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少裨风化之美。”建议各州县设立能使贫民能够埋葬亲人的“义地”,得到了宋高宗的批准。这也是从维护儒家传统文化,彰显“孝道”的角度来反对火葬的。明、清时期继续以火葬“丧伦”、“灭理”为缘由对其严令禁止。明太祖于洪武三年(1370年)下令:“令天下郡县设义家,禁止浙西等处火葬、水葬;凡民贫无地以葬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立为义家;敢有询习元人焚弃尸骸者,坐以重罪,命部著之律”(《明通纪》;《双槐岁抄》)在《大明律·礼律》中专门有禁火葬父母的条文。③现如今,对于每个在中国传统孝道文化中成长起来的中国人特别是农村地区的村民们来说,亲眼看到自己的父母亲人被烈火焚烧,都会触动自己内心深处最柔软的地方。亲人的逝去本己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如果还要将尸体烧毁,这在任何人眼里都会不忍,会觉得是一种失孝、失德、失礼的“大不敬”行为。更何况如果父母自身不愿火化,子女又如何忍心违背父母的意愿,担上“不孝”的骂名。事死如生,自然要尽心的为逝去的父母准备好在阴间的吃、穿、住、用等服务,豪宅(坟墓),绩罗绸缎(寿衣),安寝之地(棺材),钞票(冥币)等等物品缺一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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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往今来,火葬的实行都面临着违“人伦”、伤“孝道”的困境。而“孝道文化”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延续至今,仍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意义,是我们用以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不可丢弃部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化解这种伦理困境呢?首先我们应该看到的是,火葬并不是要我们完全抛弃传统的“孝文化”,而是强调让我们在尊重孝的同时,应该更加重视对于孝道的正确认识。我们不应该只关注这些表面的形式主义的孝道,而应把关注的重点放在对于孝道文化的实质探寻之上。不管是老莱子以七十高龄穿彩衣,扮戏子以逗乐父母的孝道,还是孔子注重礼仪形式的孝道,其实讲究的都是内心深处对于父母的恭敬、顺从。如果一个社会真的非常重视孝道文化,那么火葬与否其实也不会变成一个十分尖锐的问题,这个社会的孝文化也不会被撕裂,人们不会只重视父母亲人死后的丧葬之孝,而会在亲人活着的时候多重视让亲人过得舒适、愉悦的真正的孝;反之,如果一个社会过分的重视这些虚伪的外在形式主义的表现,才真的有可土葬到火葬的殡葬制度改革之时会导致我国传统孝道观念的日渐沦丧。所以在进行我们应该透过现象,抓住问题的本质所在,这样才能有效的解决问题,化解伦理困境,使改革的进程顺利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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