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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蜀墓葬中的巴蜀遗存

2019-05-26 17:09:45 ESPCMS.COM 点击数:

     “大武”戈出土于湖北荆门地区的一座先秦墓葬,最初被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晚期或春秋初期的楚戈,后来引起了研究者关于其年代与族属的争论,主要有战国前期的楚人遗物和战国晚期前后的巴人遗物两种观点。值得一提的是,讨论器物族属的同时,实际上已经涉及了器物的流传及其反映的巴楚关系等问题,如俞伟超先生认为“大武”戈的发现即与巴人随秦伐楚等事件有关。

    小田溪1, 2, 3号墓葬发掘之后,墓葬中出土的二十六年戈、摔于和编钟等青铜器得到了学界广泛关注。于豪亮、童恩正等先生对3号墓出土的“二十六年”戈的年代进行了修正,一致认为其年代为秦王赢政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在发掘者提出三座墓墓主均为巴国上层统治人物后,徐中舒先生通过对二号墓出土铜摔于等器物的分析,指出二号墓墓主为“巴部族的一个酋长”,在小部族内“还是称王的”,并进一步指出“巴部族中象这样小部族的王应不在少数”。邓少琴先生则从小田溪墓葬出土编钟看出了巴楚文化的交流,认为天子诸侯所用编钟出现于巴贵族墓葬,是“礼崩乐坏”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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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对铜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铜剑形制划分和区域差异两方面。《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将出土铜剑分为“巴蜀式”、“改装式”、“中原式”三种,引起了学者对铜剑形制划分的讨论。由于“巴蜀式”剑出土范围较广,一些学者试图区分出巴、蜀铜剑的形制差异,其中以冯汉骥、童恩正两位先生为代表,两者均认为巴式剑“剑身宽广,斜肩,扁茎无首,”“肩以上铸或刻所谓‘手心纹’及虎形纹”;蜀式剑剑身“短、狭而厚重,扁茎与剑身几不可分”,“一般均无纹饰”。这一观点不仅得到了当时学者的认可,而且区分巴、蜀遗物形制差异的想法也成了许多研究者梦寐以求的夙愿。此外,童恩正先生还指出巴蜀文化铜剑源于中原,传入巴蜀后发展成为具有独特地方风格的武器。这是较早提出巴蜀铜剑中原起源说的研究论著之一,对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关系的讨论具有一定的影响。

    巴蜀符号
    1955年,沈仲常和王家枯两位先生认为巴蜀铜印中的符号也许就是“巴蜀地方通用的文字”。后来,徐中舒先生将巴蜀符号均定性为“巴文”,认为它是一种处于较为原始阶段的象形文字。1972年,卑区县红光公社发现一种铜戈刻有成行的符号,该符号形似汉字而又不是汉字,发掘者认为是蜀人固有的文字。 1973年,由于万县新田公社也发现了类似的文字,童恩正与龚廷万先生认为这种文字“属于表意文字的范围”,“在战国前期确曾流行于巴蜀境内”,到秦灭巴蜀以后才逐渐停止。另外,关于手心、人头、虎、鸟、蝉等符号,童恩正先生则认为它们“可能与远古时代巴蜀两族的图像崇拜有关,其作用类似殷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图形族徽”。
    总之,由于材料的局限性,这一时期巴蜀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还处于刚刚确立的时期,研究内容不仅零散细碎,而且浅尝辄止,即使在研究巴蜀古国历史的许多系统性论著中,对墓葬遗存等考古学材料的应用,也大多停留在证经补史的阶段,还未形成以考古学为本位的研究视角。但是,这些零散的研究较之民国时期已大为进步,不仅涉及了船棺葬族属、墓主身份和巴、蜀遗物的形制区分等方面,而且关注到了考古学所反映的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秦文化等周边地区文化的联系与交流,形成了一定的主流认识,如船棺葬为巴人墓葬、铜器上的各种符号大多为巴人创造、巴人戍蜀使得巴文化遗存广布蜀国各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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