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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葬巴蜀文化铜器的墓葬分析

2019-05-26 16:58:08 ESPCMS.COM 点击数:

    确立期(1950年一1979年):星星之火与证经补史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配合基础建设工程,文物部门先后在昭化宝轮院、巴县冬笋坝成都羊子山、成都南郊、卑区县红光公社、涪陵小田溪、成都百花潭中学等地,发掘出了一批随葬巴蜀文化铜器的墓葬,受到了较多关注,有些问题还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1)巴蜀文化的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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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的发掘报告出版后,逊时先生提出,从考古学命名的原则来看,“过去所谓的‘巴蜀文化’是不能成立的,不过是否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就能分成‘巴文化’或‘蜀文化’,也还值得研究”,同时建议“以首次发现的地点作为文化命名”。王世民先生则认为,以首次发现的地点命名考古学文化的原则,“一般用于没有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遗存,至于有文字记载的考古遗存,则应以所属部族、国家或时代来命名”。现在看来,冬笋坝等地科学发掘所得的墓葬遗存,不仅回应了学界之前对于白马寺铜器真伪和出土地域等方面的质疑,也为卫氏“巴蜀文化”的命名提供了考古学的立论依据。

    2)墓葬分期

    这一时期较有影响的分期成果当为《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中的五期说,即:一期,船棺葬,较早者年代为秦举巴蜀前后,即公元前四世纪末,较晚者年代为秦举巴蜀后至西汉初年,即“不出公元前三世纪范围以外”;二期,狭长坑墓,年代“不出公元前三世纪后半叶和二世纪初叶”;三期,长方坑墓,“大抵相当于公元前二世纪”;四期,方坑墓,年代为西汉后期,“相当于公元前一世纪”;五期,砖室墓,年代为东汉初期。虽然其中有些墓葬并非巴蜀文化墓葬,而且一部分墓葬的年代在当时也存在一定争议,但已是较为理想的分期,并且成为这一阶段墓葬年代判定的重要标尺。

    3)船棺葬

      “船棺葬”一名的产生得益于巴县冬笋坝和昭化宝轮院墓地的发现。关于它的族属问题,冯汉骥、杨有润、王家枯等诸位先生在《四川古代的船棺葬》一文进行了初步讨论,认为船棺葬“与战国时期的巴人应有一定的关系”。徐中舒先生亦持此观点,在考察秦对巴蜀实行不同治理方式的同时,依据蜀地宝轮院发现的船棺葬首次提出了巴人为秦戍蜀的观点后来,《四川船棺葬发掘报告》的编写者明确指出船棺葬为巴人墓葬,并进一步论述了巴人戍蜀的观点。 1979年,随着一批船棺葬在川西平原地区的发现,船棺葬为巴人墓葬的观点遭到了质疑,船棺葬与蜀人关系较大的新认识被初步提出,但其影响十分有限。

    4)青铜器
    关于青铜器的研究,学者将焦点聚集于青铜戈、剑两类器物的型式、年代与族属等方面。
    其中,对铜戈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楚公”戈、“大武”戈和“二十六年”戈等器物上。1959年,湖南省博物馆从废铜中捡选出一件“楚公”戈,披露者高至喜先生认为是西周末年的楚地制品、器主为熊仪,引发了学界关于该器真伪问题的讨论,也加速了巴蜀铜戈的研究进程。冯汉骥先生最先注意到该戈与四川盆地铜戈的联系,认为其铭文为贾人伪刻而形制为真,是“蜀戈”的一种,还进一步对“蜀戈”的形制作了分式与年代研究刀。张忠培先生《关于蜀戈的命名及其年代》一文对“蜀戈”的命名提出了质疑,并对冯氏形制划分进行了一定修正,同时指出蜀人使用的三角援无胡戈“乃是自中原地区传入的或受中原文化影响而自造的”,这是较早明确提出巴蜀铜戈源于中原的论著之一。童恩正先生似乎吸收了冯、张两位先生的意见,在巴蜀铜戈形制划分与年代讨论的基础上,不仅探讨了巴、蜀两地铜戈形制的区域差异,而且指出巴蜀铜戈“源于中原而又有所发展”,是云贵地区青铜戈的直接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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