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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宋时期墓葬中出现的鸡、犬形象的作用

2019-05-10 18:58:39 ESPCMS.COM 点击数:

    张勋燎、白彬二位学者在《中国道教考古·第六卷》20中认为晚唐宋元墓葬中发现的鸡、犬模型多是《秘葬经》所言“金鸡”、“玉犬”,学者陈于柱在《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中“金鸡”、“玉犬”新考—兼论敦煌写本<葬书>》也这样认为,加之提出了“鸣吠日”是下葬择吉日标准之一,金鸡、玉犬,可以为亡者“知天时”、“知人来”,确保墓主“魂魄宁”一说。但笔者认为,这种单纯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形象认定为同一种功能含义的做法是不妥当的。

辽宋时期墓葬中出现的鸡、犬形象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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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大汉原陵秘葬经》成书于金元时期,用晚期的文献来证明早期的现象是不完全可靠的;

    其次,宋代文献中并未有明确记载“金鸡、玉犬”作为明器陪葬的制度,且并非十分普遍,这种现象出现在墓葬中只能理解为一种与时人观有关的习俗。根据笔者目前的统计,出土鸡犬形象的墓葬约占宋墓总数的4.7%左右:

    再次,在出土鸡犬的墓葬中,鸡犬出土的位置并不均与《秘葬经》相符,《秘葬经》所载鸡犬应分别安置酉及戌地,即正西方和西北方,但宣化辽墓4例鸡犬出现在墓室南壁墓门处,福建三明市岩前村宋墓鸡犬也绘制在墓门处,河南安阳小南海宋代壁画墓鸡犬绘制在甫道两旁,四川中江县月耳井村宋墓鸡犬俑均出土于棺台右侧地沟淤泥内等。

    故而辽宋时期墓葬中出现的鸡、犬形象仅仅是起到辟除不祥、护佑墓主、指引升仙的作用,而并非《大汉原陵秘葬经》中制度化的“金鸡”、“玉犬”,二者只是名称相同罢了;后者可能是前者继续演化的结果,至少在宋代尚未形成制度,故不能用《秘葬经》所载来套用辽宋时期的墓葬现象。

    宣化辽墓中鸡犬形象的出现也是受宋人“金鸡、玉犬”观念影响吗?若能有辽代的阴阳书辅证,此观点或可更加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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