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价格电话
最新文章

最新文章

网站热门关键字

最新文章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最新文章

死亡观念与城市空间—以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京为例

2018-12-28 16:16:18 点击数:

    现代城市空间的基本原则是区隔,而如何进行“区fi爵’ `?‘键康”与“卫生”观念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一观念深刻影响了城市环境与景观规划。正如罗芙芸(Ruth Rogaski)所说,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卫生是定义现代性的主要因素,它要求城市景观进行功能性的分离区划。卫生观念决定了什么样的城市景观是可见的,可能的“污染行为”不能被看见。①其中,死亡和尸体属于严格的“不可见”之列。但是,对死亡和尸体的这种禁忌是相当晚近才产生的,阿里耶斯(Philippe Aries)指出,直到19世纪末,欧洲人才认为,死亡“不仅仅令人害怕,也令人恶心,就像任何令人恶心的场面一样。它成为不体面的事情,仿佛人的生物学行为、人体的分泌物。把它展示在众人面前是不合适的。" 20 20世纪中期以后,这一现代性“卫生”观念也进入了中国,并成为今天中国城市规划中公墓被隔绝在居住区之外的根本原因。而在此之前,死亡并不是病菌滋生的恶心场面,死者所处的环境也不是必须被隐藏起来使之“不可见”的景观。直至20世纪40年代,北京城一直是一个生者与死者共存的世界。根据不同情况,死者的躯体和,但只要仪式恰当、符合伦理,这些空间对生者而言就安全且干净。通过分析当时与死亡有关的仪式、实践与观念,我们注意到,关于死亡的观念,但这些观念与现代城市理念格格不入,并在中国城市的现代化过程中被弃如敝屐,但它们仍以种种方式在现代城市中发挥作用,事实上也影响了我们今天对城市景观的使用、建构与认识方式。

                                             奉贤公墓,奉贤墓地,奉贤墓地价格,奉贤墓园,            

死亡观念与城市空间—以18世纪末至20世纪初北京为例

    本文以清代后期到民国早期为界(即18世纪末期至20世纪初期),以北京市民为主要研究对象,通过分析他们的死亡观念及相关仪式与实践,讨论存在于他们头脑想象与身体实践之中的城市空间,并进一步说明当时北京市民的环境观。在进入具体论述之前,有必要先对这一研究所涉及的具体空间范围、人群以及主要使用资料进行说明。
一、本文研究范围与使用资料
    本文所讨论的空间、景观与环境,都限定在北京城的范围内。本文所说的北京城,是指北京旧城城墙以内的区域,包括内城与外城两大部分。在清初,由于旗民分治政策,北边的内城由八旗子弟居住,其主体是满族。但到18世纪时,旗民分居的禁令己经松弛,1785年,乾隆皇帝只能含糊其辞地说内城的居民“多”为旗人。①
    随着满族深入汉族聚居区,他们的生活方式也逐渐发生了“汉化”,尤其是北京旗人的丧葬习俗,明显受到以《朱子家礼》为代表的儒家丧葬礼俗的影响。例如,满族本来实行火葬,从努尔哈赤到清世祖福临都是如此,但康熙帝(去世于1722年)以后各代皇帝都采用汉族制度—土葬,雍正帝甚至明令禁止火葬旧俗②。从乾隆三十六年(1771)刊刻的《御制增订清文鉴》来看,当时满语内与丧葬习俗有关的语言己经大量趋同于汉俗。③这一趋势到19世纪时更为明显。清嘉庆六年(1801)年成书的钧茜洲四礼集》,作者为索宁安,他广泛搜集整理满族固有礼仪,整理成文,以备后人举行仪式时有所参考。但除祭天祭神典礼中保存了较多满洲旧制外,女昏礼仪节、丧葬追远、家祠祭祀三种仪节都己与汉制差别不大。尤其是在丧葬仪式一节,更直接引用侏子家礼》的规定来作为满族丧仪的范本。④更有利的证据是,19世纪的旗人日记如《闲窗录梦》⑤表明,当时北京内城旗人实际所采用的丧葬仪礼,包括小敛、讣告、棺硷(大硷)、伴宿、发引等程序,以及其中所体现的伦理价值与相应观念,与民人之间基本己经没有差别。⑥总之,就处理死亡的方式这方面而言,从18世纪末开始,北京城中的旗民与民人,或者满族与汉族之间己经看不到明显差异,可以被看作是共享同种生活方式与仪式文化的“市民”群体。这一群体,正是本文所主要研究的人群对象。
    本文集中于市民群体的死亡观念与实践进行研究,因此在使用资料上,主要倾向于使用带有个人印记的资料,尤其是口述史与回忆录。其中最主要的核心资料,是2004年到2015年间,我在北京内城进行田野调查时所搜集的个人回忆。①我调查的对象大多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还能回忆起50年前的亲身经历,保留着他们的祖父母辈口传心授的知识,并能比较准确地叙述这50年来丧葬习俗的变迁。这意味着,他们的回忆能反映北京从 20世纪3, 40年代至今的情况。1937年,日本入侵北京,以现代卫生的名义开始全面改造北京丧葬礼俗,与死者有关的城市空间与景观的变迁也始于此时,到“文革”开始(1966),这场现代化改造运动基本结束。我所调查的老人们的回忆正好反映了这一大变革历程中的情形。与其它文字类的记载不同,人们的回忆带有更强烈的亲身经历的色彩:或者是亲身经历过的悲痛时刻,或者是亲眼见过的盛大场面,或者是住处附近经常上演的日常活剧。尤其是在叙述这些亲身经历时他们流露出的倾向、评价、情感和态度,更是本文了解普通市民的观念与态度的重要途径。
    除了口述资料之外,本文也使用了一些文字资料,例如清代旗人的日记、文人记录的亲身见闻或笔记小说、民国时期宗教丧葬专家的回忆录等,这类资料都带有个人亲身经历的性质,有时也是道听途说的“街谈巷议”或民间故事,事实上反映了普遍性的社会价值与流行观念。②本文选择的这类文字资料从18世纪末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初,能弥补口述资料在时间深度上的不足。
    对于分析市民观念与想象来说,上述带有个人经历色彩的资料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但城市空间的实际分配与景观建构,却总是观念与制度共同作用的结果。因此,在使用私人经验性资料之外,我也注意利用政府的律令、《大清会典》和档案。其中,民国档案是本文重点使用的资料。民国二十八年(1939),北京正处于日本占领之下,是年三月十三日,内政部公布取缔市内停灵停枢③,但实际上这一工作并未正式展开。至1946年,民国政府再次重启废停灵、建公墓之举,并责令北平市警察局、社会局调查全市内停灵寺庙与义地。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延续了中华民国政府的做法。1949年5月30日,北平市民政局向当时的北平市市长叶剑英呈交报告,要求将市内坟墓及灵枢全部移出至郊区。1951年至1952年,此项工作大规模展开,至1953年全部结束,城内停灵下葬从此绝迹。⑤因此,1946年的档案,基本上反映了北京市内停灵墓葬的最后情况。
    通过综合使用私人记录与官方文件两种资料,本文要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从清代到民国年间的北京城中,关于死亡的观念如何影响到人们对城市空间的分类使用、对环境的理解认知和对景观的感知想象。为了讨论这一问题,本文必须要依次说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时的北京市民如何对待并处理死亡?即讨论有关死亡的仪式实践是什么?这是了解死亡观念的第一步;第二,市民的死亡观念是什么?这需要综合仪式实践与市民自己的解释,深入到象征符号内部去理解文化的逻辑。本文认为,这一观念的核心,是认为死者从死后到下葬期间,会经历三种不同的阶段,面临三种不同的危险;第三,这一死亡观念在城市空间方面造成了什么影响?秉持这一观念的人们如何对空间分类,认识环境并欣赏景观?以下,本文就按这一逻辑分别论述这三个问题。
相关内容
在线留言
    网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