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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坟地诉讼”背后的文化权利

2018-12-28 16:02:11 点击数:

    中国人自古就有“入土为安”的观念,这最早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神话女蜗补天中“女蜗捏土造人”这一情节。中国人认为人是泥土做的,只有死后归入泥土,灵魂才能升天。《礼记·祭义》中就有记载:“众生必死,死必归土,此之为鬼。骨肉毙于阴下为野土,其发扬于上为昭明”。《韩诗外传》有云:“人死曰鬼,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可见人们对于坟墓和丧葬习俗有着一与生命一样的重视程度,这在当今的少数民族风俗习惯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在这样的坟地诉讼中,丧葬习俗是否包含利益以及这种利益是否能得到保护是两起纠纷的焦点,也是当事人其最终诉求的依据所在。

                                                                 太仓公墓,陆渡公墓,浏河公墓,陆渡墓地            

 少数民族“坟地诉讼”背后的文化权利

 

第一节少数民族殡葬习俗

    可以说,在任何一个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中,丧葬习俗都是十分重要的部分。说得大一些,它关系到整个民族的传承和延续,承载着一个民族对其历史文化的尊重和对未来的美好希冀;说得小一些,它关乎一个家族的兴衰和子孙的福社。少数民族的丧葬习包含着宗教、信仰、灵魂等复杂的思想内容,是民族文化的缩影。

一、苗族生死观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殡葬习俗

    苗族信仰万物有灵,崇拜自然,祀奉祖先,其中祖先崇拜深刻影响了苗族的生死观。与世界上大多文化把死亡看作是悲惨结局和报应不同,苗族对死亡有着独特的理解。他们认为,生与死都是自然界的规律,死亡是从一种生命形式转入另一种生命形式,即死亡也是生命的开始,在这个世界死去的人将在另一个世界重生,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所以,办丧事也是值得庆祝的事,老年人寿终正寝叫“白喜”。在他们的信仰里,人都有灵魂,人死后灵魂会脱离躯体而存在,而且他们相信人有三个灵魂:一个安睡于自己的墓穴中:一个留守在子孙身边,主宰着后代的起居生活,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还有一个要沿着祖先们迁徙的路线回溯到故地一与祖先团聚。他们信仰的最高追求是死后回归祖先居住的东方,如果不敬重祖先,死后灵魂就没有归宿。所以,苗族敬畏逝去的人,对祖先极其崇拜,独特的生死观使得苗族极其重视殡葬制度。这一制度在今天的以完整保存的原因也在于他们认为要将一个死人领到阴f }l,还要确保其转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沿用老祖宗留下来的规矩、理词和法术,此外别无办法。因此,自古以来,苗族土地一以被确认为寿用地,就自动变成了这家人的私有坟地,子孙后代都要葬在那里。那么遵循这样的信仰传统的苗族也就天然认为的享有了“寿用地”和“寿用木”的权利,且这种权利超越于其他尤其是经济权利。

二、哈尼族的“灵魂观”及由此产生的行为规范
    哈尼族在建国后仍然保持着以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为精神内核的原始宗教,它以强烈的对“灵魂”的信奉为主要特点。哈尼族的原始宗教观念认为万物都有“灵魂”,包括人、牲畜,甚至房屋和桌椅板凳。他们认为人从生下来开始就具有了十二个“魂”,分别对人的安危祸福有不同的作用。、,这十二个“魂”必须完全的围绕在身边,否则人会生病或有灾难,因此当出现不好的事时,哈尼族都会采取各种仪式来招魂,因此形成了一整套招魂、保魂、固魂的习俗。哈尼族对祖先的祭拜也来自于“人死魂不灭”的观念,他们认为人死以后,灵魂脱离身体,祖先的神灵就居住在坟墓中,要经常祭拜才能得到保佑。由于哈尼族人信仰“万物有灵”,因此其殡葬形式根据死因不同而不同,不是正常死亡的人不能抬入墓地埋葬。例如被雷打死,被野兽咬死等都被认为是有罪过的,不准带回家中,要就地挖坑埋葬;如果是被水淹死的,则是靠水选墓地,即用手捧着水,走到哪里水漏完了,人就葬在哪里。
第二节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涵
    文化是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重要资源,是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既包括由经济、科技、军事实力等表现出来的“硬实力”,也包括以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所体现出来的“软实力”。蕊‘当今世界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重视文化软实力和国家形象的建设,以谋求自身思想文化的影响力。比如,美国小布什政府先后成立“公共关系办公室”、“全球交流办公室”,奥巴马政府提出运用“巧实力”重塑美国形象:俄罗斯总统办公厅成立专门负责改善俄国家形象的委员会;韩国设立国家形象委员会。种种迹象表明,加强对外宣传、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树立良好国家形象,对于维护国家战略利益,增强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提高国际地位,使我国在复杂激烈的国际舆论斗争中争取主动,实现新世纪新阶段发展目标,都具有现实和长远的重要意义。‘,、联合国《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十·七条规定了文化上的少数人“享有自己文化的权利”。我国拥有五十六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着独特而绚丽的文化,这是其他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文化宝藏,是中国提升“软实力”的依托和基础。因此,保护、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文化是国家的重要任务也是巨大责任。在贵州省T县法院所处理的这起坟地纠纷中,当地法官基本也都是苗族,他们与纠纷的双方当事人都生活在习惯法的氛围之中,他们在案件的处理过程中,在依法办案的同时,适当考虑当地苗族习惯法对圆满解决纠纷是非常必要的。相比较而言,前述的云南省I』县人民法院的判决是有欠妥当的,甚至会引起新的纠纷。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是指法律规定的少数民族对其文化所享有的权利的总称。法归根究底是一种文化,例如中国传统的法律“礼法结合、德主刑辅、等级有序、家族本位、重视调解、无讼是求”的原则就是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表现。因此国家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习惯法是对少数民族文化从其文化权利的保护,同时,国家法对习惯法的批判性保留也应该参考其是杳有利于保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为标准。我国《宪法》第4条②、《民》第6条③的规定都表明,少数民族习惯法一与其文化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紧密的,我们在处理涉及少数民族民众的相关纠纷时要慎重考虑其习惯法中的合理
因素。
一、作为人权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
    作为基本人权的文化权利在整个人权体系中越来越受到关注,这是因为随着社会生活日益现代化,人们的精神层面的需求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更是如此,其内涵在重要著作及国际人权宪章中都有所提及。民族身份的实质是文化身份,万威尔.金利卡在其《多元文化的公民身份—一种自由主义的少数群体理论》一书中把文化和当作“民族”甚至“人民”的同义词使用,可见文化对于少数民族的重要意义。同时,《世界人权宣言》第27条、a,《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③以及《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z7条态都阐明了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的应有之义和重要内涵。从国际人权法的角度来看,文化权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少数人群体保持其本身固有的生活方式及文化特性的权利,这一权利可以定义为权利保护提供适当方法,以使少数人有别于人口大多数人的特征和传统得以保留,确保少数人的权利得以实现,并在尽可能的程度上与大多数人享受同等的条件的“差别性待遇”被国际社会广泛提及并使用。
    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内涵包括少数民族个人的文化权利以及少数民族的集体文化权利两个方面。个人的文化权利包括普通公民所享有的享受文化成果的权利、参与文化活动的权利、开展文化创造的权利以及对个人进行文化艺术创造所产生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利益享有受保护权等一般的文化权利,集体文化权利包括该民族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和实行自己的宗教或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我国《宪法》以及《民族区域自抬法》对此也作了规定。
二、作为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核心的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
    鉴于本人的能力以及本文的篇幅限制,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中国内部的各个少数民族集体保持其传统生活方式。的权利,这是因为生活方式在人们的整个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中的这一核心内容称之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特定的文化是特定的群体在自己的经历中所萌生的对世界、对自然、对现实、对自身、对历史和未来目标的看法和实践,这些看法和实践尽管在个体之间还存在着种种差异,但在群体外部看来,通过个体的语言、信仰、理想、创制的机构、习俗、固定的习惯、衣着甚至食物以及饮食方式体现出来的观念和看法及实践,具有大致的趋性,可以据此将其一与别的群体区分开。「这种生活方式主要包括生活状态、本土风格、习俗、风俗、仪式、礼节、争端解决方法、管理方法、宗教、民间信仰、崇拜、语言等,而少数民族的传统生活方式有别于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对于少数民应对其进行特别的保护。生活方式是文化的载体,保障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就是保护其传统生活方式,就是保护这个民族。因此,生活方式毋庸置疑成为少数民族基本文化权利保障的主要对象。当然,少数民族传统生活方式中一些偏激的、排他的、封闭的和落后的因素应予以排除。与此相对应的主流社会的生活方式因为其处于强势则不需要对其提供特别的保护。马克思、恩格斯在《费尔巴哈》中说:“人们用以生产自己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②因而,少数民族保持其固有生活方式的文化权利在整个文化权利中也居于核心地位,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其他方面都是以此为前提而展开的,它也是一种集体文化权利,是个人文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同时该项文化权利也是少数民族文化权利最重要的方面。③保护生活方式反过来也就实现了文化权利的保护。
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早在上世纪中期就被国际上广泛承认。1948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第十八条规定:“人人都享有思想意识、良心和宗教自信仰自由的权利;”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也做出更详细的规定。①我国法律对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进行保护主要体现在《宪法》第:3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民族区域自治法》中“民族自治机关保障各民族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
    从《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准备资料和评注中可以看出,宗教信仰包括宗教以及非宗教的信仰。为了使之更为明确,1981年联合《宗教不容忍宣言》中第1条第1款特别在“宣言”二字前加上了“无论任何”这个词。国际上多数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对该公约的翻译有意识的使用了“宗教或信仰”。民间信仰是指流行在民间的,人们对某种精神观念、有形物体信奉敬仰的心理和行为,是文化多样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他们具有宗教的一些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宗教的来源,与宗教相互交融。但同时这些信仰并非像正式宗教那样有组织和规范性,他们存在时间更久、范围更广,更贴近民间风俗,体现民族文化的精髓。民间信仰在我国有着深厚的历史和社会根源,在各民族的各个发展阶段无时不有、无刻不在。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民间信仰是最重要的精神世界和文化载体,蕴含着本民族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生态尹等等。②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如果将少数民族民间信仰从少数民族社会中抽离,人们将不知道该如何生活。
    大多数的少数民族民间信仰来源于对“万物有灵”的信奉,信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丰富多样,有相信神灵有善恶之分产生的多神崇拜,比如财神崇拜、土地神崇拜;有各民族在与大自然相依相存过程中产生的自然崇拜,例如祭奠山神、水守积树神、太阳神等;有对生物或某种自然现象的崇拜而产生的图腾崇拜,比如说龙崇拜、虎崇拜、葫芦崇拜、竹崇拜等等;还有从灵魂观念中演化出来的祖先崇拜。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对“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民间信仰中的核心内容,处于中心地位。《礼记》中记载:“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认为因为有祖先才有子孙、有天地。
    我国各民族历史上和现在都不同程度的存在祖先崇拜的风俗,并且根据不同层次分别有对民族祖先的崇拜、对氏族祖先的崇拜、对家族祖先的崇拜等。祖先崇拜是基于“万物有灵”的观念,认为死去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并相信其有超凡的能力,对现世特别是子孙后代生存状态产生深远影响。通过对祖先尽力虔诚的敬奉,让祖先在另一个世界能够安好,同时保佑活着的子孙后代。“祖先崇拜”一方面包含“孝”文化的内涵,孝道不仅存在于长辈生前,还应该延续至去世之后,世世代代都要祭奠;更重要的是,人们认为祖先灵魂是同子孙的凶吉祸福、贫富穷苦联系最密切的。祖先灵魂安好,子孙就万事顺利,若灵魂受到冒犯,子孙就会遭到惩罚,引来灾祸。因此人们对于祖灵的安宁一1.分重视,这主要体现在丧葬仪式和祭祀仪式的复杂和隆重上。丧葬仪式是体现人们对待祖先和先人的态度的最核心的仪式,儿乎所有少数民族都有着独特而隆重的丧葬习惯。例如四川凉山彝族地区,最隆重和最复杂的送灵仪式一共有12场;“、南涧苗族的丧葬仪式就包括报孝拢客(报孝又分为向内报和向外报)、入硷升高、交牲两献、分卦传后、起棺出殡、下葬、谢客清账、回灵侍奉、超荐归宗等,前后持续将近一个月。祭祀祖先的仪式就更为复杂多样,例如白族农历七月十四的“烧包节”、拉枯族的夏祭和冬祭等等。这些仪式都是为了安放和敬奉祖先灵魂,因此祖先灵魂栖息的地方是最为神圣的,禁忌很多,容不得侵犯。比如傣族人认为祖先的灵魂在家中,所以建房时要留有后门,否则灵魂回不了家,并_月.家中要立两棵柱子,一棵是“公主柱”,是女性祖先死亡后灵魂居住的地方,另一棵“王子柱”,是男性祖先灵魂的居住所。两棵柱子及其神圣,决不能用背靠在上面。彝族有禁止在放置祖先牌位的附近明抢行猎,禁止在坟场或墓地打猪草、放牧等规定。坟地作为安葬祖先的地方,也是祖先灵魂栖息地所在,民间对fi(}先坟地有着极强的保护感和异族的排斥感,祖坟受到破坏是对祖先最大的不敬,也会对子孙产生极坏的影响,是最大的禁忌。
    认识到民间信仰中的祖先崇拜的重要性以及由此衍生出的对祖先坟地的敬重和保护就不难理解前述两个案件中当事人对于迁坟的排斥和抵触。国家法维护的土地承包,}.ii权的“利益”在少数民族信仰和习惯中却成了“不正义”。祖先崇拜承载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信息,是其文化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深刻的文化价值和社会价值。少数民族通过对民族祖先、氏族祖先、家庭祖先的祭拜,使得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代代相传,得以延续,是保持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方式,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孝”文化的继承和发扬。
    美国作家辛基曾在《文化人类学》一书中说:“人类创造出一张以各种风俗习惯编织的网以规范并调整其社会生活……宗教信仰和宗教仪式就是这张网的基础。”“宗教信仰作为民族文化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是民族文化的来源,深刻影响着地方性文化的产生,影响着地方社会控制机制的形成。对少数民族成员来说,宗教信仰是其价值观的来源和行为方式的指引,是他们认识、理解、把握世界的方式。国家法律所维护的“正义”和“公平”是国家的价值观念中的概念,而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观念往往来自于宗教信仰,这与国家法体系下行为方式和价值体系相冲突。只有使得少数民族群体成员得到他们认为中的“公平”、“正义”的时候,法律的调整才是真正有效的。因此国家在进行社会管理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受众对“公平”、“正义”的理解,舞以此为坐标进行利益的分配。宗教信仰因素是民族纠纷产生的重要原因,同时又是纠纷解决的重要手段。宗教信仰自由的内容包括对于少数民族基于宗教信仰而产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也就是由宗教信仰衍生出的文化权利。
    本章通过对少数民族丧葬习俗及其背后的文化内涵的说明,阐明了“坟地诉讼”中包含的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事实,并从人权的实现和文化保障方面论述了少数民族文化权利的正当性和重要性,为少数民族习惯法与文化权利的良性互动建立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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