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哀祭文体的起源与演变

2016-11-29 19:19:53 点击数:

    死亡是与生俱来的,正如《抱朴子·勤求》所言,“人在世间,日失一日,如牵牛羊,从诣屠 所,每近一步而去死转近”闭。人必有一死,死亦无可惧,对于死者甚或可以说是一种解脱,成了 蒲松龄所说的真正的“快活”之人,但是死者之死给生者留下的却是千悲万恨,尤其是至爱亲朋 的幼年夭亡、英年早逝所带来的更是椎心饮泣、刻骨铭心之痛。上海公墓太仓墓地双凤纪念园

    围绕死者的死亡丧葬,或陈哀抒悲,或颂德铭功,产生了种种悼亡送终的文体,形成了蔚为 大观的丧葬文学。而我国古代强烈的“慎终追远”意识和繁缉复杂的丧葬礼仪,则更促进、强化 了丧葬文学的发展,代代佳作迭出,经久不衰。‘从文体上看,有挽歌、祭悼诗词,亦有骄赋散文, 文章类又包括诛文、哀辞、哀策、祭文、吊文、墓志、碑文等。它们虽同属丧葬之作,但起源、 发展及特性又各有不同,现简介如下:

1、诛

  诛本是古代六辞之一,《周礼·春官·大祝》曰:“作六辞以通上下亲疏远近,一曰祠,二曰 命,三曰浩,四曰会,五曰祷,六曰诛”,郑《注》:“诛,谓积累生时德行以锡之命,主为 其辞也”,刘韶《文心雕龙·诛碑》亦说:“诛者,累也;累其德行,族之不朽也……读诛定 溢,其节文大矣”。可见,诛辞与谧法密不可分,是议定溢号的重要基础和必要环节,古人 往往通过诛辞记述生平功过,再据此议定溢号。

哀祭文体的起源与演变

  诛这一文体大约起源于西周,先秦诛文今多不传,现存最早的诛文是鲁哀公所作《孔子诛》(《左 传·哀公下》),言简而情哀。两汉创作增多,杨雄、杜笃、傅毅、苏顺、崔媛、张衡、蔡岂、卢植 等人都有诛文作品。至此,诛文的基本范式已经确立,就是先述德行再加写哀,也即刘姗所言:“盖 选言录行,传体而颂文,荣始而哀终”。汉诛诛主一般都是王公贵族,作者也只代表官方立 场,重在颂德,写哀多是为衬托诛主之德的应景文字,且多只抒群体之悲而不及作者本人情感, 所以这时的诛文只是表彰功臣的实用文,无法成为一种抒情文体。

   魏晋是诛文发展的高峰,也是这一文体发生新变的时期。诛主不再局限于王公贵族,已扩展 到一般士人百姓、亲朋好友,诛文的抒情写哀色彩明显增强,逐渐成为人们哀悼骨肉亲朋,抒发 个体伤悼之情的抒情文体。陆机《文赋》干脆不提诛文的述德功能,直接说“诛缠绵而凄枪”,可 见这一文体的新变。

   魏晋南北朝后,由于哀辞、祭文的发展,诛文受到排挤,范围越来越窄,作品日益减少。只 有少数诛辞在魏晋南北朝所拓展的抒情传统的基础上发扬光大,以抒写今昔存段的真情实感为其 要旨而名垂后世,如陈子良《平城县正陈子干诛》、李华《德先生诛》、柳宗元《唐故衡州刺史东 平吕君诛》、归有光《思质王公诛》、曹雪芹《芙蓉女儿诛》。

   徐师曾曾言:“盖古之诛本为定溢,而今之诛惟以寓哀,则不必问其溢之有无,而皆可为之。 至于贵贱长幼之节,亦不复论矣”,正道出了诛辞的演进变化之迹。

   2、哀辞

  现存文献中最早对“哀辞”作出阐释的是挚虞《文章流别论》,“哀辞者,诛之流也。崔缓苏 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荡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与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祯等 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认为哀辞是从诛衍生出来的,以夭折幼童 为哀悼对象。

   刘腮基本继承了他的观点,认为“以辞遣哀,盖不泪之悼,故不在黄发,必施夭昏……原夫 哀辞大体,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幼未成德,故誉止于察惠;弱不胜务,故悼加乎肤色” 也强调幼弱夭亡和痛伤爱惜之情。但他们所列举的作品大都己经佚失,无法得其详情,而刘船提 到的《黄鸟》中的三良也非年幼夭亡者。

  现存哀辞中符合挚虞、刘韶界定的有曹植《金瓤哀辞》、《行女哀辞》、《仲雍哀辞》,潘岳《金 鹿哀辞》、《为任子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以及陆机《吴大司马陆公少女哀辞》,梁简文帝《大同哀 辞》等。但也有个别以哀辞为名却不悼年幼夭亡者,如《三国志·魏书·陶谦传》中记载张昭为 六十三岁而逝的陶谦作哀辞,另外孙楚的《胡毋夫人哀辞》也非为幼童所作。可以说,哀辞是以 童荡夭折者为伤悼对象的文体,同时又有以哀辞为名的一般祭文存在。

   而到隋唐,“哀辞”日益泛化,丧失了作为独立文体的特征,出现了许多以此为名哀悼成人的 作品,如韩愈《独孤申叔哀辞》、《欧阳生哀辞》,柳宗元《杨氏子承之哀辞》等,哭悼幼夭者反而 极少,哀辞与一般祭文没有什么明显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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