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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本土化理论相关文献梳理

2016-10-10 21:07:17 点击数:

    研究基督教葬礼与乡土社会传统文化二者的关系,必须从基督教本土化的相关研究来着手,有关文献的梳理如下:上海公墓太仓公墓浏家港陵塔

(一)国外文献梳理  上海公墓太仓墓地浏家港皇家陵园

    关于基督教本土化的研究主要从全球化的背景出发,讨论基督教在地方的扎根,地方信徒对于基督教的接纳过程。将基督教作为一种西方中心的宗教,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披上文化扩张的外衣,从而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地方与西方霸权文化之间的互动。R. Dunch C 2002 )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认识到地方民众的能动性,才能了解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用地方方言来转译圣经本身就意味着地方对基督教的改造[4]。同时,Leavitt 01977)在新几内亚的田野研究发现,两个自称为虔敬的基督徒对于基督信仰的理解其实是对祖先灵魂(父亲)的崇拜。将上帝之爱用自己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父亲对儿子的爱来理解,甚至将上帝人化为自己的父亲,传教士是自己父亲的灵魂在世的附身。所以,地方如何理解基督教,如何理解自己的基督徒身份是与当地的社会文化背景密切相关,这很值得我们去关注。我们不能断言这样的信仰纯粹与否,因为上帝的确是信徒的父亲,我们也不能随意评判这样丧失了正统性的基督教会在发展中丧失活力,因为它的确为地方信徒的生活提供了确切的意义。

基督教本土化理论相关文献梳理

    在Zehner (2005)的研究中,他考察了福音派基督教在泰国的发展,他认为基督教的发展必然要吸收地方文化,融入于地方情境,是一个实体意义上的混杂体(hybridities),而真正的问题是如何既融入地方又确保其跨文化的共识,捍卫正统地位[[6]。在他看来,基督教与地方文化各自都以实体的形式存在,文化的融合必然意味着妥协与退让,也就意味着宗教信仰的纯正性变得含糊。P.  Turner

  (1971-1972)对非洲的基督教的考察,认为基督教在非洲国家充满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深刻融入到地方情境,使之得以被人们理解也具有吸引力[W。实际上,基督教在非洲做了不少形式上的改变,教会都具有了保守、合法(legalistic),实用的特征,意即他们主要关注基督徒生活的实用面向,而不是思辨的、神学上的疑惑。

    这里,我们看到了有关本土化的两种不同的观点,即地方化对基督信仰理解是误解还是正解。不过,本研究认为正是这种误解才构成了基督教在地方充满活力的重要条件,也是地方化特征的由来。另外一方面,在有关基督教地方化下,学者在讨论基督信仰的地方化时,是将地方传统的文化与基督教作为互动、协商的两方,而并非将人置于文化的、制度的社会情境下来进行考察,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他的非文化因素对信徒理解基督信仰、塑造基督徒形象的影响。

(二)国内文献梳理
    1.基督教本土化理论方面
    关于宗教在全球化、本土化方面的问题,国内这方面讨论相对较多,主要有卓新平(1997, 2002, 2008, 2009a, 2009b);唐逸(1999, 1998);吴梓明(2007 ),他们都讨论了外来文化与我文化的融合问题。卓新平(1997 )认为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属于这一类型:宗教与当地文化的有机互渗、共构共存,既保留了各自原有的特质,又达到一些新的结合与发展。但是基督教在中国的真正立足和有效发展必须从其“文化披戴”而深入到“文化融入”、由其“形似”而达到“神似”。这就算基督教在中国的本位化、本地化、本土化或本色化,即通过深入中
国文化传统、把握其思想精神之真谛来诊释其基督教思想,达到二者的契合[($l。另外,卓在2008年认为当代中国基督教有着对传统的教会“建构”的挑战。宗教身份不如以往那样清晰,宗教信仰转化为某种良心,宗教信仰的外在标志弱化f91。这种观点意味着传统文化对基督教的演绎恰恰在弱化基督信仰真纯性。同样,唐逸
 1999)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需要完成三步:语义的采纳、观念的折衷、价值的完成。基督信仰与中国文化经过这些年的发展远未形成水乳交融之势,中国文化尚不能找到与基督文化在世界观、生活态度方面的共界,而这将直接影响观念折衷这一步的完成,而力求中国化则偏离原教旨,维持原教旨则疏离中国语境〔10],这与7ehner的观点类似。
    同时,以这样的逻辑来看待基督教的本土化,有个隐含的误区在于:在与我文化不相抵悟的地方,我们对于基督教的“移入”是完全的,基督信仰被成功“移植”过来。而另外一种主张则认为基督教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实体的异文化与我文化之间如何进行碰撞、交流,最终达成共识的过程。比如,吴梓明(2007)基督教必然会在全球地域环境、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孕育出具有当地文化特色的基督教,这是必然的趋势也是必然的结果,基督教在中国也将必然如此,将在发展过程中自然(自发)地形成本土化的基督教。刘小枫(2007)也认为基督教对于任何文化而言都是“异音”,它本不出自于这个世界,而是世界之外。本土化的问题在于汉语言个体如何言说和领承基督性,使圣爱之言成为汉语言具体的叙说。这意味着,基督教在我国的本土化并不是一个如何协调两种文化之间的不相融,而是在汉语一言情境下如何言说领承基督信仰。
    基督教本土化的问题就并不仅仅是我国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协商,而是具体到每个信徒他们自身,他如何领受上帝之爱,如何理解基督信仰,而在这个过程中,其理解所借助的知识乃是来自本地的社会文化情境,甚至他们本身的理解就受制于地方情境。如同唐逸在1998年一文中指出,中国文化是作为一种方法而非本体,人在其中具有其主体性,这也正是文化生生不息的缘由。基督教本土化的问题,最终回归到具体的实践层面,信徒如何理解自己对基督的信仰,汉语言文化背景下的个体如何领受圣言。尤其我们如今面对的不再是单纯
的地方传统、民间信仰与基督信仰之间的融合,而是在识字能力日益普及的条件
下,讨论国人如何理解基督信仰,信仰对于他们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如何赋予
《圣经》中基督徒以生动鲜活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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