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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墓葬出土文物精品众多, 在中国文化史上影响巨大。

2016-03-15 15:48:14 点击数:

    一部洛阳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洛阳的盛衰实际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盛衰。洛阳生动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鼎盛及开始走下坡路的历史,洛阳就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缩影。中国文化史上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现象首先出现在洛阳,如诗歌、散文、小说、汉赋、书法艺术等等的起承转合,均和洛阳有密切的关系。在史书上倍受称赞的“魏晋文章”、“汉唐气象”,所反映的就是洛阳历史上的盛况。同时,洛阳的声名远播,还与洛阳出土了一系列反映我国灿烂文化的文物精品有巨大的关系。洛阳在文物出土上最负盛名的当属唐三彩、古墓志和古铜镜。

    “洛阳为九朝都会,先民遗址,随处皆是,地下宝藏,不知既极。”在洛阳出土的文物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唐三彩。唐三彩本来就是一种陶器,顾名思义就是红、黄、绿三种颜色的低温彩釉涂在上面,是我国富有民族特色的工艺品。唐三彩在隋代以前是青瓦陶胎粉彩和单色釉色,到唐高宗时首创为多色釉彩陶塑,距今已有1300年的历史。唐三彩用白色粘土作胎,用含有铜、铁、钻、锰等元素的矿物质和炼铅熔渣、铅灰作彩釉,经过800 C的温度烧制而成。由于它创始于唐代,故名“唐三彩”。后来,经过制作工匠的不断创新,釉彩颜色又增加了蓝、黑、紫等多种,但人们仍沿用了“唐三彩”的旧名称。由于洛阳出产的唐三彩最享有盛名,所以又有“洛阳唐三彩”之称。                                                                                             上海公墓

    唐三彩之所以誉满古今,蜚声中外,是因为它继承了我国彩塑的优良传统,吸收了绘画、雕刻等艺术的优点,广泛采用了印花、堆贴、刻划等形式的装饰图案,汇成了一种清新奇丽的民族艺术。存唐三彩陶器,主要是从唐代墓葬中出土的随葬明器,有模仿生活中实用的各种器物,如住房、假山、柜橱、牛车等;有各种动物如马、骆驼、狮、虎、鸡、狗的造型;也有各色人物俑如武士、文吏、贵妇、仕女、牵马胡人等。其特点是造型浑厚丰满,工整细腻,色彩绚丽,神态逼真,气魄雄伟,刀法简朴,线条流畅,潇洒奇特。唐三彩的绚丽多姿及其堆塑刻划的高超技艺,是我国传统艺术宝库
中的珍品。值得注意的是自武则天时期至玄宗初年,还出现了不少仿金银器的三彩器,如凤首带把壶、角形杯等。这类器物不少是仿中亚西亚一带的器形,似可以说明是以三彩作为金银器的象征并体现了当时的中外文化交流盛况。另一类是实用器,主要出现在天宝(742^755)以后,而且以远离京城地区为多。今天,真正从墓葬中出土的唐三彩是价值连城的文物瑰宝,其中最著名的是孔雀兰釉的器皿。在唐恭陵哀皇后墓的文物盗窃案中,被盗挖的众多文物中,最引人注目的蓝釉唐三彩杯,虽历经一千多年,仍熠熠生辉。
    这些广泛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三彩陶器,不仅保持了秦汉以来我国彩塑的写实传统,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低温铅釉色彩的绚丽、斑斓,充分展了盛唐时代的文化和高超技艺。如唐三彩马和三彩驼,其造型骨骼健壮而不笨拙,肌肉丰满而不臃肿;侍女、乐舞伎体态婀娜,眉目传神,富有个性。尤为重要的是釉彩上使用了我国独有的流串工艺,即在烧制过程中,让釉彩从上而下自由流动,融化渗透,相互调配,使釉层厚薄不均,釉色深浅不一,反而产生色彩绚烂、典雅富丽的艺术效果。
    在洛阳出土文物中影响比较大的还有古代铜镜。古代铜镜的发明是在冶铜技术出现以后的事J清,考其源流,可追溯到青海省费南县孕马台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出土的一面四千年以前的小型铜镜。洛阳地处中原,也是誉满中外的文物渊数。历年来洛阳出土的铜镜为数不少,除见于民国以前文献著录的以外,仅解放以后发掘和征集所得即达2000面之多。这些铜镜从战国、两汉、魏、晋、北朝、隋、唐直到宋、金、元、明,始终延续不辍。
    1928年,在洛阳汉魏故城东北隅,即今孟津县金村以东,加拿大传教士怀履光等盗掘了八座周墓,出土了数目可观的珍贵文物,其中战国铜镜见于著录的就有19面。如一面错金银狩猎纹铜镜,其背面用错金银工艺制成一穿全副盔甲的骑士,在马背上手执短剑与猛虎相搏,画面充满了生机,尤为珍贵。此外洛阳烧沟汉墓和中州路战国墓也出土过类似的铜镜。这些铜镜的形制有圆有方,镜壁较薄,小旋纽。它们因属于王室专用之物,故工艺极细致。西汉时期,洛阳的铸铜业发达,在传世的铜镜上就有“新作大镜,师出锥阳”的铭文。东汉时期,洛阳是国都所在,反映在铜镜制造工艺上就表现出一种不断革新和发展的势头。东汉前期的花纹装饰仍以沿袭新莽规矩镜为主;而到了中晚期,在技法上则多用减地平雕,同时也用高浮雕来表现物象的形态。此时,比较著名的是一种漩涡云纹镜,它以八个涡纹代替八乳,其间绘出自然流畅的弧线,以示流云,极富舒展豪放的韵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战争频仍。这时期的制镜工艺,一般说仍保持汉镜风格,但有一种化繁就简的趋势。隋唐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洛阳隋镜最有特色的为大镜,其镜面特大,镜壁较厚,其中一面直径达33厘米,重5 000克,镜背纹饰繁复工整,布局严谨,疏密有致,浑然天成,颇有北朝遗风。“这些形制巨大的铜镜为世所罕见,理应推为国之瑰宝,工艺杰作。洛阳现存唐朝铜镜二百余面。这些唐镜大多来源于墓葬发掘,其中有十余面出土于有墓志纪年的墓中。这些出自纪年墓中的铜镜不仅为唐镜的断代分期和真伪鉴别提供了可靠的依据,而且还可以从中看出它的序列发展和递变脉络。海兽葡萄镜是唐代铜镜中的特大镜群,不仅数量多,流行地域也广。此镜大致分两类,即纯葡萄镜和鸟兽葡萄镜。它所以在唐代空前流行,盖因当时人认为,葡萄枝叶蔓延,果实累累,象征富贵长寿,海马和海狮更被视为祥瑞之物。此外,唐代还有为数不多的人物镜,题材比汉魏北朝更广泛,如宴乐、隐士、佛教、道教等,反映唐代人们的视野开阔和思想活跃。宋代铜镜的突出成就表现在造型和装饰艺术上。它继承了唐代以来的传统形式,为了便于使用,又创造了钟形镜和带柄镜。今天,铜镜更以其美妙的工艺语言叙述着中国古代人们审美观念和生活情趣的发展演变。
    民国将领张舫,祖籍为洛阳新安,首开收集古代墓志之先例。他身在行伍,酷爱金石、书画,与著名的学者章炳麟、李根源以及于右任交往较密,相互罗致碑褐,鉴赏文物,品评字画。1931年至1935年,张舫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石刻碑褐。他将收集到的各种碑褐二千五百多块镶嵌在自家私宅的墙壁上,其中唐代碑褐占二分之一,故章炳麟为其命名并篆额“千唐志斋”。千唐志斋所藏碑褐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它们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的状况,是研究历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正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所说:“新安张舫在其故里铁门镇建千唐志斋,同样饶有意义。千唐志斋搜集和收藏千有余方的唐代墓志。这可以补‘两唐书’的不足,也扩大了‘两唐书’的记载范围。因为撰修《唐书》,能够人列传的人物是应具有一定的条件的,而墓志是只要墓主后人能请人篆刻,就可以藏诸墓内。这样多的墓志是可以有助于对唐代洛阳的了解。千唐志斋所藏碑刻也是研究古代书法艺术和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其中,南朝刘宋时书法家王弘的行草,宋代书画家米带的行书,元代书法家赵孟顺的楷帖,明代书法家董其昌的行草横批,清代书法家王铎的狂草条幅和郑板桥的四时竹屏画等都是极珍贵的艺术精品。千唐志斋所存的许多近代石刻也很有价值,如康有为为张舫的书房所题的门额“蛰庐”;至如章炳麟撰文、于右任书丹、吴昌硕篆盖的“新安张君子温墓志铭”(张子温系张舫之父),更是堪称近代碑刻三绝。
    洛阳古代墓葬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应该说是特点鲜明独树一帜的,它在历史的演进中,为中国文化宝库增添了许多难得的内容。洛阳古代墓葬又是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如何保护和利用,是摆在我们面前巫待解决的问题。只有用全新的视角审视文化遗存,开发文化与保护文化并存,才能把洛阳古代墓葬这类静止的东西变成鲜活的、耐人寻味的、经久不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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