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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风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境遇

2015-11-09 11:19:43 点击数:

中国文学进人90年代以后,理论界有所谓“后新时期”之说,其所标示的文学特征和80年代的新时期文学有着重大区别。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的历史性转型一方面基于市场经济产生的大众文化语境下“多元化”、“个人化伙“边缘化”取代了以往的启蒙指向,另一方面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国学热”重返传统文化的同时,西方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理论等源源不断涌人当代文化界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的文学潮流。与此同时,网络文学悄然兴起并加人到90年代以来多元化的文化格局之中,成为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风水”在20世纪90年代至今的中国文学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勃兴景象,也显示了较之以前任何时期更为复杂而丰富的历史文化及美学内涵。文学中蜂起的风水文化现象根源于90年代以来学界对“启蒙主义”的深刻反思,是中国文学“众声喧哗”的产物,它既与文学的世俗化、多元化及新历史主义有关,也涉及文学的复魅和传统文化立场的回归,同时与网络文学的大众化和娱乐性倾向也不无关系。

纵观风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境遇

    与80年代新时期文学迥然不同的是,风水在90年代中国文学中不再是构成启蒙批判的一种文化符号,而是被赋予神秘、丰富和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美学意蕴。韩少功在1991年发表的短篇小说《鞋癖》就明显超越了《爸爸爸》的批判立场,而转向探寻“秘史”的奥秘。其后的长篇笔记《暗示》《山南水北》处处在叩问风水这种神秘的乡土中国的古老智慧,其凝眸乡土的精神立场似乎重现了30年代沈从文作品中那种在主流文学思潮之外的异质性文化追求。贾平凹的小说《美穴地》通篇弥漫着风水的奇i}氛围,试图在传奇性的乡土人生中探寻一种根植于风水这种古老文化的生命神秘性。风水先生柳子言在给北宽坪的姚掌柜家选祖坟时与财东的四姨太产生了爱慕之情,在四姨太被土匪凌辱毁容后,姚掌柜以帮助寻找风水美穴地为条件,把她送给柳子言。这对苦难夫妻商定要为柳氏家族选一块最好的坟地,希望儿子可以仕途坦荡。然而事与愿违的是,柳子言为。自己选定的“美穴地”并没有给儿子带来好运。这篇小说探索了风水和人生之间诡异的互动和悖反,用风水的非理性逻辑联结了历史叙事和个体欲望,完全超乎启蒙主义的理性限度。90年代关于风水叙事最为重要的作品当属陈忠实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小说在一开始就把“民族秘史”和一个风水传说紧密联系在一起:白鹿原是一方宝地,传说曾有一只白鹿来过,所到之处五谷丰登、六畜兴旺、万家乐康。全书也以“白鹿”这一关键的风水能指为主脉,“白鹿”作为小说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贯穿始终。从白嘉轩大雪地中发现类似白鹿的蓟草,认定这是白鹿精灵向他显示吉兆,由此展开白嘉轩谋划夺地、换地、迁坟的风波,继而引出白家和鹿家的风水转向,兴盛衰败,经历过世事沧桑后,白嘉轩看到狼狈不堪的鹿子霖,内心却因最初的换地向鹿子霖赔罪道歉,形成了一个环形的情节结构,由“白鹿”传说构筑的风水场成为一条隐性的精神脉络,贯穿着小说的人物及命运。这部小说显然是在90年代新历史主义思潮影响下,着重揭示了宏大叙事之外的历史的神秘感、机缘感和宿命感,昭示了白鹿精灵这个“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风水玄机在《白鹿原》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这在之前的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学上,《白鹿原》所设置的“白鹿精灵”及其一系列衍生的风水符码也是20世纪中国文学启蒙与祛魅之后的一种诗意返魅,体现了风水这种中国传统神秘文化的诗学特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国学热”为特征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勃兴,作为中国传统一脉的风水文化也趁势而起。“风水”一方面是中国本土的知识—仪式体系的一个基本构成部分,在“国学热”热潮下应运而生,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和国内发展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技术中心化”和消费主义所导致的生态危机症候日趋严重,“风水说”所建立的关于人居环境的解释体系尤其是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正成为一种深刻的生态智慧而日益引起各方面的重视。1990年,于希贤的《中国的风水思想与城市选址布局》,何晓听的《风水探源》,俞孔坚的《“风水”模式深层意义之搜索》《中国人的理想环境模式及其生态史观》等学术论文同时发表,随后数年有大量关于风水的论著出版,学界这种重新认识风水人文意义的取向无疑与近代尤其是五四以来占主导地位的风水批判思潮大相径庭,显示了90年代之后中国文化面临着新的境遇。与此同时,文学作品也自觉地把“风水”作为深厚的人文意识和民族文化智慧加以表现。叶广岑的小说《全家福》和《不知何事萦怀抱》描写了北京市民的人世悲欢,也透露出对京城风水布局的沉醉:“中国地势西高东低,河流大多自西北流向东南,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紫禁城金水河由故宫西北角乾方天门导人南下,流至东南粪位出宫,应了天地自然的数术。我当时对这些很着迷,写完《全家福》接着写了《不知何事萦怀抱》的中篇,通篇说的是关于城池的建筑风水,深感其中许多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秘密,透出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耐人寻味的是,完稿于90年代末期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四卷也饶有兴致地描绘了李自成进京卜居择吉地而定都的过程,与小说前三卷注重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不同的是,姚雪垠在这里充分调动了自己的风水学知识,大论山川形势、地理堪舆,使李自成之定都北京具有了一种显明的文化意味。这也许与作者感染了90年代的氛围有关。在《李自成》第四卷的第六章,精通术数的大军师宋献策向李自成察报他对京城风水的理解:
    八百里太行山至北京西山结穴,故西山郁郁苍苍,王气很盛,特明朝国运已尽,能守此天赐王气耳。我皇上奉天承运,龙兴西土,故《诚记》云:“十八孩儿兑上坐”。如今定鼎长安,不仅是因为陕西乃皇上桑梓之地,山河险固,亦应了“兑上坐”之i}, o钓鱼台与玉渊潭地理相连,恰在京师的兑方,圣驾驻哗此处,亦是“兑上坐”之意。且西山王气甚盛,明朝运衰,不能享有,而大顺义师自西而来,此郁郁苍苍之西山王气遂归我大顺所有。
尽管历史小说需要照实写来,风水吉地也无法挽救大顺王朝,但这段文字似乎触碰到姚雪垠文化心理的深层结构中某种与风水文化相关的神秘情慷,也正是这种充满悖论的风水现象促发了90年代以来许多作家去发掘其深蕴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最终形成了一种疏离于科学理性主潮的风水美学。
    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转型所开启的风水叙事,昭示着近百年来文学中的文明与野蛮、科学与迷信、先进与落后等二元对立思维的日益式微,文学又重新回归民族文化的基点,当代的中国文学具有更广阔的表达空间。
    纵观风水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的境遇,有一点是极为确切的:作为“祛魅”的文化启蒙所表现的历史中心动作显示了巨大的叙事威力,风水一直成为科学理性、唯物主义主导的文学思潮的攻伐对象,但正如学者所言:“在中国现代性强烈变革现实,与传统决裂的诉求中,也有可能包含着反思现代性的那些思想意识”,“它们是以非常隐蔽而微妙的形式存在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下的,因而,那些看上去微弱的痕迹就包含着更为深刻有力的韧性”。} lad 20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存在着风水这种德里达所谓的隐蔽的“踪迹”( trace )。尤其是随着90年代中国文化语境的变迁,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一脉的风水文化逐渐浮现了其反思现代性的“复魅”特质,不仅丰富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思想及美学维度,对21世纪中国文学在追求“中华性”,在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取向上也具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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