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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风水术的否定态度却相当一贯

2015-11-09 11:14:42 点击数:

延安文学开辟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新纪元,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立的无产阶级文艺法则成为延安文学乃至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的圭桌。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反封建一直构成了从延安文学到新时期文学的基本主题。风水观与其他传统思维和习俗一起成为封建主义的糟粕而受到主流意识形态长期而广泛的批判,自延安解放区至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乃至80年代初期,其状况大抵如此。20世纪中国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大的变迁,但对风水术的否定态度却相当一贯,这无疑显示了历史唯物主义强大的思想威力。

    在延安时期,赵树理的农村小说就显示了其典范的反封建意义。正如论者所言,赵树理“是继鲁迅之后最了解农民的作家,他深切地懂得旧中国农民的痛苦,不仅仅是政治上受到压迫、经济上受到剥削,更重要的是在精神上的被奴役。他更懂得农民摆脱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束缚的艰巨性”工程。事实上,延安解放区也对这些长期精神奴役农民的“旧的文化、制度、风俗、习惯”施以无情的清肃。1942年5月16日,《解放日报》刊登了一篇读者来信,叫《农村里的耗子》,询问农村目前有几种“有害的人,该怎么办?”主要有“吹手剥削人”,“阴阳剥削人”,“神官巫神剥削人”,这些人专门靠跳大神、看风水为生,“专吃农民的血,农民很抱怨他,而又不能不让他吃,还得‘恭而敬之’,请他来吃”。这些老鼠静静地吃,从没想到过劳动,也不愿意劳动;待到别人把收获物放进仓库屯里,他们就偷偷地攫取一部分。这些媒婆、巫神和阴阳先生,实则是变相的不劳而获。从赵树理小说《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二诸葛等人物形象上仍然可以看到他们的影子。随后解放区即展开了改造神官巫师、阴阳先生等“二流子”的群众运动。
    50年代的农村题材小说着重反映了乡土社会的社会变革和农民追求进步的历史进程,风水术也因其代表了愚昧落后的封建习俗而在文学作品中受到普遍的否定和批判。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出了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农民的思想感情、心理状态和理想追求,塑造了一批积极支持合作化道路的农新人形象。小说写到盛淑君和陈大春这对恋人在月光下谈心,大春指着对面山
下一座小茅屋和淑君有如下对话:
          “我爸爸相信,那里风水好。那屋场有个名目,叫‘黄狗践窝’,人在那里起了屋, 一住进去,就会发财。”
          “对门老李家,为什么没有发财?’’淑君仰起脸,盯着问他。
          “你问我,我相信这些名堂?”防护了自己以后,大春又说,“记得小时节,我们老 驾(湖南方言,指父辈。笔者注)带我到这里,站在山顶,告诉我说:‘对门是个好屋场,将来发了财,我们要买下它来,在那里起个大屋。”,
          “他是做梦。”
          “是呀,的确。他辛苦一世,也发了一世的梦,只想发财、起屋、买田、置地。但
    有好多回,穷得差一点讨米。我舅舅在世,总是笑他又可怜他,并且教导他,黑脚杆子
    要起水,只有把土豪打倒,劣绅掀翻。”在堪舆术中,“黄狗践窝”是一种难得的风水格局,它形如眠犬状,穴证明晰,藏风聚气。这两个青年以父辈们的现实遭遇直接否定了所谓福荫子孙的风水观念,揭示了阶级斗争的道理,并宣示了拥护农业合作化的进步态度。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年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批判“封资修”的文革期间,风水术在中国社会丧失了生存的土壤,往往成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靴伐的对象。在文革中产生广泛影响的长篇小说《艳阳天》展现了50年代农村中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尖锐斗争,以东山坞党支部书记萧长春和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广大贫下中农为一方,以地主马小辫等少数坏人和富裕中农为另一方,围绕着土地分红等一系列事件,展开了激烈的阶级较量。小说饶有兴味地叙述了萧长春和马小辫的“旧仇新恨”,都与风水有关:旧仇是土改后,萧长春和民兵把分给他们的原来属于马小辫家坟山的树木都砍掉了,马小辫咬牙切齿,认为这破坏了他家的风水;新恨是在1956年遭受水灾时萧长春和社员为了垒拦洪坝,把马家坟全上三座并排而立的石碑移走了,还在马家坟地上挖了一道排水沟。小说把风水作为农村阶级仇恨的触媒,凸显了社会主义力量战胜反动阶级的主题意蕴。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广泛存在于社会各阶层的“新时期”意识,其核心是以“科学、民主”为内容的对于“现代化”的热切渴望。科学精神的倡导和个性主义的张扬成为此时期“现代化”渴求的方向标。新时期文学及时反映了这一激动人心的历史进程。新时期前十年的中国文学主要表现在对反封建主义这一思想主题的深人开掘上,这一主题是以思想启蒙为核心的五四新文化传统在新时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主题。因此,对风水这种代表着愚昧落后的民族文化形态的批判依然构成了新时期文学的主脉。寻根文学在重
新阐释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并没有忽视五四新文学所确立的批判主题,韩少功的《爸爸爸》以寓言的方式描写一个原始部落的变迁,展示了一种在风水迷信主导下封闭落后的文化形态。封闭落后的鸡头寨是韩少功营造的一个充满隐喻性的原始村落,人们在这里承袭着古老而病态的思维方式,笃信风水和巫术。鸡头寨不及鸡尾寨兴旺发达,巫师认为是风水不好,因此要把鸡头峰炸平,导致鸡头、鸡尾两寨相互争斗残杀,最终鸡头寨大败还被破了寨,只得全村逃迁到远方去。白痴“丙息”荒诞的嘟哦竟成了神仙的“阴阳二卦”,神秘的乡寨最终难脱毁灭的命运。韩少功站在现代意识的角度,对民族文化形态表达了一种理性批判,并力图在原始的蒙昧主义之中发掘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劣根性。冯骥才的《阴阳八卦》通过一系列关于传统文化的“怪世奇谈”,表达了对文化因袭困境的清醒意识,小说里风水师蓝眼煞有介事地为九九爷家堪舆,为的是谋取藏宝的金匣子,传统的风水术在这里成为追逐非分利益的工具,作者借此批判了封建文化的神秘性、迷惑性和荒诞性。本来旨在探寻传统文化命运的寻根文学具有对风水的文化意蕴进行辩证反思的可能性,但由于80年代新启蒙的统摄性特质,这种深刻的风水文化反思显然在此却步了。
    尽管80年代新时期文学对风水术的否定和批判不是在阶级政治而是在文化寻根的层面上展开的,但在对风水术的态度上,新时期文学与延安文学以降的当代文学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显示了20世纪下半叶中国文学鲜明的唯物主义色彩和反封建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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