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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水自其诞生起即不断遭受质疑和否定

2015-11-09 10:58:24 点击数:

 事实上,风水自其诞生起即不断遭受质疑和否定。明代的风水最盛,儒者的批判也最强烈,唐顺之、黄省曾、赵访等明儒依据儒家的社会伦理和风尚对风水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驳。然而,传统儒家的这种批判仅限于观念形态上,并不具有新质的方法论意义。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社会观念系统发生了巨大变化,源于西方的“科学”在20世纪最初的20年里已经变成思想界之一尊。正如胡适所言:“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科学”被视为一种值得贞定的基本价值,并作为全面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坐标。因此,以天人感应和五行观念为基石的风水无疑成为近现代思想家批判“迷信”的众矢之的。

    近代启蒙思想家立足于科学精神,对传统风水术攻击甚力。梁启超曾断言阴阳五行及其衍生物中医、风水、针灸是中国封建迷信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59月《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敬告青年》一文,针对士、农、工、商、医各类人等“不知科学”,仍然沉酒于地气风水之谈和方士羽流之类的状况,提出要根治这“无常识之思维,无理由之信仰”,唯有科学。科学之效,将使人间之思想行为“唯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陈独秀同时认:“吾人最近之感想,古说最为害于中国者,非儒家乃阴阳家也(儒家公羊一派,亦阴阳家之假托也);一变而为海上方士,再变而为东汉、北魏之道士,今之风水,算命,卜卦,画符,念咒,扶乱,炼丹,运气,望气,求雨,祈晴,迎神,说鬼,种种邪僻之事,横行国中,实学不兴,民智日健,皆此一系学说之为害也。去邪说正人心,必自此始。.}鲁迅更是立足于科学启蒙,对风水学说的理论基础—道教进行了整体性的否定和批判。鲁迅在1918年致许寿裳的一封信中说:“中国根抵全在道教。针对当时一些人鼓吹的风水合于地理学的谬论,鲁迅倍感痛:“每一新制度,新学术,新名词,传人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立刻乌黑一团,化为济私助焰之具,科学,亦不过其一而已。此弊不去,中国是无可救药的。钱玄同、刘半农、陈大齐也把破除风水迷信、崇尚科学作为五四思想启蒙的重要内容。尽管风水术长期活跃于乡间民俗之中,但无论是“理气派”还是“峦头派”,这种违逆科学思想的玄秘学说在主流思想界的极力攻杀下已根本丧失了话语权。五四前后曾出现了诸如“中国精神学会”(1916“上海灵学会”(1917 ) ,“悟善社”(1920)等倡导研究风水等神秘主义方术的灵学组织,它们立即受到启蒙思想家的激烈讨伐。毫无疑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科学”被提升为关乎人类进步的价值信仰,甚至成为意义世界的基础,对风水学说的根本否定也是题中应有之义。

    对于崇尚科学理性的新文学而言,风水自然被视为野蛮、落后的封建迷信而受到嘲弄与鞭挞。早在1903年,鲁迅就在《中国地质略论》中谈到国人笃信风水,不知吾国地质之广漠美丽,“风水宅相之说,犹深刻人心,力杜富源,自就阿鼻’s [6],对国民这种“因迷信而弱国”的状态痛心疾首。郭沫若在《童年时代》里回忆他升人中学以后,“有一位姓林的地理教习……他公然讲起五行八卦的辨方正位来……讲得比《山海经》、《淮南子》的地理训还要神秘”川。可见风水术在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影响。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描写了主人公吕纬甫由激进的启蒙者退化为一个落荒者的心路历程,作品以吕纬甫为亡弟迁葬这一具有风水隐喻的细节,表达了对一个启蒙者重新堕人盲从和迷信的忧愤,同时也折射出国民性改造的艰难。20世纪20年代的乡土小说是在五四文化启蒙思潮影响下产生的,乡土小说家循着鲁迅“改造国民性”的理路,以批判的眼光审视故乡风习,对宗法农村之愚昧、落后进行了尖锐的讽刺与否定,在他们的作品中,风水成为封建宗法社会的罪恶而受到猛烈的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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