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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殡葬困境与身体的死亡

2015-08-20 09:23:58 点击数:

 1.殡葬社会网络弱化与反身性的缺失

    殡葬社会网络弱化主要表现为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规模缩小。传统中国差序格局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的规模。差序格局形成以个体为中心向外逐步扩展的家庭、家族与社会集团。对于生死大事,这些社会关系网络承担起举足轻重的责任,从而成就了传统殡葬活动中社会群体参与规模大的结果。

    目前,我国家庭结构以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为主,这种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决定了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规模缩小。在城市,参与殡葬活动的社会群体主要是丧家相关的初级群体(血亲、姻亲、二代以内的缩小的家族)、次级群体(如单位同事、邻里、朋友等),这些社会群体的参与程度和规模都不能与传统殡葬活动相比。在农村,随着20世纪90年代打工潮的兴起,大量农村居民流动到城市,两栖生活导致农村社会生活的断裂,同时也导致农村家庭规模的缩小。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乡村家庭户规模二人户为429.83308万户(22. 07% ),三人户为435. 07069万户( 22.34% ),四人户为409.62499万户(21.03% ),我国乡村家庭户规模大部分在2-4人之间。⑧这种家庭规模的小型化对农村殡葬活动的参与规模有很大影响。

    殡葬社会网络弱化势必引起反身性的缺失。按照镜中我的身体视角,身体的死亡应该嵌人社会网络之中,因为身体通过社会网络这面镜子能够反馈反身性,后者是理解身体的基础,正像前者是后者形成的基础一样,他们之间离开任何一方势必造成双方意义的缺失,所以身体的死亡在今天看来如果说意味着意义的消失、物质的灭亡,那么源于身体的死亡就缺少了社会网络之镜,至少是弱化,进而缺失反馈的反身性,反身性的缺失就带走了身体死亡的意义。

    2.殡葬社会边界的反置与身体展演失序
    殡葬社会边界的反置主要表现为殡葬活动的私人化。我国传统殡葬活动属于公共生活范畴。公共生活既是殡葬活动展开的社会空间,又是殡葬活动中社会关系展开的结构空间。其中,家族凝聚力、内部事务的处理、实力、社会交往、交换等事项都得以在公共生活中展开。但是,现代殡葬活动被限定在私人生活范围内。一方面,基于城市社区治理体制,殡葬被排除在社区公共事务之外;另一方面,农村家族力量的碎片化,特别是快速城市(镇)化所带来的经济理性对传统社会规范的替代,使得在城市殡葬活动未能有效发挥公共生活领域的社会功能,农村地区也向城市方向发展。
    殡葬活动的私人化带来死亡身体的展演失序。对拟剧论的身体来说,身体在社会舞台的展演具有重要意义,而后台的身体是一种隐私,交由私人空间。但是,现代殡葬活动的举行被归为家庭内部事务,这就把死亡的身体带人私人空间而否定其公共身体展演的意义,进而在殡葬活动中本应该是公共展演的身体被转化为私人空间的隐私暴露,其中本应该承载的公共意义无处安放,公共身体的展演机制丧失了,公共生活转化为私人生活,公共身体转化为私人身体,死亡的身体所标识的符号意义也就丧失了。结果随着殡葬社会边界反置,附着在现代殡葬“殡”上的一些社会功能,特别是公共事务协调的功能就无法发挥。
    3.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与身体意义流失
    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集中表现为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和殡葬伦理学意义的消失。殡葬活动中的非理性行动是对传统殡葬的路径依赖。传统殡葬活动是理性行动,在社会领域组织的殡葬活动皆有社会规范依据。对于家庭而言,传统殡葬活动已经超越家庭范围进人社会领域,所以无论是家庭经济压力感低,还是家族殡葬的“炫耀性消费”,都有合理性。家族承担居丧家庭的经济压力以实现家族彰显实力的目标。但是,现代殡葬活动主要在现代市场领域运行,居丧家庭承担一定的经济压力旨在追求传统家族式的炫耀性消费。否则,不承担经济压力就要承担社会压力,客观上使得居丧家庭趋向非理性行动。
    殡葬活动伦理学意义的消失指殡葬活动不再发挥确认人伦关系的功能。传统社会是人伦社会,传统殡葬活动具有确认人伦关系的社会功能。人伦本质是人与人的情感关系,在传统殡葬活动中强调生者与逝者远近亲疏的关系,从多种形式上确认这种情感:一是表达生者对逝者的怀念,二是在生者之间对这种情感的确认进行强化。但是,现代殡葬活动缺乏情感流露。对居丧家庭而言,首先应该是情感的刺激。实际上,居丧家庭在承受情感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疲于应对高度程式化的殡葬流程,以致情感关系被冷落,甚至是被破坏。另外,居丧家庭以外的社会群体只是浅度参与殡葬活动。这种殡葬活动在日益陌生的社会中无法以殡葬为载体达到有效强调人伦关系重要性的目的。
    殡葬社会实践的固化,使得身体意义流失。现象学的身体强调身体、行动、意义的相互关联。殡葬活动首先是一系列规定的社会行动,主要是围绕身体所举行的仪式,这个身体是死亡的身体,通过这种仪式死亡身体的意义才能显现。但是,现代殡葬的程式化服务将对身体的行动转变成对尸体的处理,那些被裹挟的非理性消费也未能承载死亡身体的意义,殡葬的伦理学功能就更缺失了。人伦关系的教育、维系对初级群体的关系协调十分必要,缺少人伦秩序的社会,其社会基础本质上是不稳固的,会进一步导致人与人之间的冷漠、缺乏信任和无道德,因此,殡葬应该承担起人伦关系教育的职责,但是今天看来似乎没有一种社会机制可以提供。
    4.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与身体符号模糊
    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主要体现在整个社会没有形成一种主导的殡葬观念。一方面,人们拥有的传统殡葬观念根深蒂固;而且随人口、区域、风俗的不同,这些传统观念具有多样性;另一方面,现代殡葬服务制度鼓励的新观念尚未让人们扭转传统观念,同时自身也具有不确定性。所以,殡葬的文化权力是不集中的,至少存在两种观念的博弈。
    传统殡葬观念认为,死亡意味着身体的消失,重要的是,在身体消失后人的灵魂仍然存在,它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之中,仍然与生者的世界进行联络,于是生者会敬畏逝者,通过殡葬活动以及此后的一系列献祭,寻求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的庇佑,由此在殡葬环节人们对逝者充满感情,遵循社会礼仪。现代殡葬观念认为,死亡就是身体的消失,对亲人的怀念不必基于围绕身体的一系列程式,可以通过很多其他方式表达,而殡葬可能给生者带来经济的耗费、环境的破坏、生存的挑战等。
    在殡葬文化权力的离散状态下,死亡身体的符号工具意义就会模糊。围绕死亡的身体如何展开殡葬活动,什么样的殡葬才符合社会预期,特别是对死亡身体的处理方式应该如
何选择才能够保证生死两安等等,这一系列问题困扰着政府、市场、社会。例如,在传统殡葬活动中,“葬”强调人土为安。现代葬式的改变正在冲击着人们“人土为安”的观念,树葬、花坛葬、海葬、草坪葬、壁葬等新葬式都以火葬为基础。而传统观念对用火烧人的身体是任何情况下都难以接受的,身体的保存延续着生者对逝者灵魂不死的传统观念,人土意味着身体能够在土地里面完好保存。死亡的身体应该如何处理?如何处理才能被各方所接受?在此基础上如何形成一种主导的观念系统?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死亡的身体所承载的符号工具意义才能明确。
    5.殡葬文化霸权的博弈与身体语言抗争
    殡葬文化霸权的博弈主要是殡葬社会观念的推拉。如前所述,传统观念始终让人们避免死亡话语,排斥死亡,歧视死亡,同时在面临死亡的身体时,又恐惧死亡,敬畏死亡。生死两安是传统观念追求的目标,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们采取多种策略,这些策略以习俗、禁忌、仪式等等形式出现,是必须遵循的社会规范。随着殡葬改革的不断深人,殡葬新观念逐渐得到传播,从墓地公园化到绿色葬式,从公益殡葬到器官捐赠,从临终关怀到网络祭奠等等,这些新观念不断出现。新观念不是站在驳倒传统观念的立场上被传播、讨论和扩散的,它们之间存在一种博弈。因为人们的观念最难改变,需要制度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环境等诸多因素的配合,所以当社会出现至少两种观念时,势必存在彼此之间的博弈,双方都在争夺各自的市场,可能一方获胜,可能彼此融汇,也可能存在其他情况。
    博弈意味着转型。在一切都未定型的情况下,人的遭遇富有故事性。叙事学的身体是人生故事的生成基础,是生理与制度环境斗争的场所,在此视角下,死亡身体的故事更是五味杂陈。有服务者的无奈,有生者失去亲人的悲痛或孤苦无助的辛酸,有对人生苦短的感叹,还有对尔虞我诈的愤恨,对生命无常的恐惧,对严酷无情的不满。从现代殡葬服务制度环境人手,我们可以将死亡身体的故事分成以下几种故事:服务提供者经历的故事;管理者经历的故事;丧家经历的故事;经营者经历的故事以及其他可能的故事。这里涉及观念的博弈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政策制度、市场、社会制度等,其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本质上是死亡身体的语言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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