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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暨配某合葬墓志铭”:合葬墓碑文中一种流行的标题形式

2015-06-11 15:48:44 点击数:

合葬之礼古己有之,按赵翼《陕余丛考》“合葬之制起于周公”,‘南北朝韩凭妻的故事中已有何氏欲求与其夫合葬的情节。然而明中期之前,墓志铭写作中却少有合葬志。即使是那些实为合葬的,标题中也往往没有“合葬”二字予以注明,更不用说提女性墓主的姓氏和身份。女性的情况只是附在男性墓主事迹之后略有提及,正如赵翼描述的那样:“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己,其妻之衬则于志中见之”。‘

    明中叶以后,随着合葬墓志铭数量的急剧增加,原来的书写范式也开始发生变化,标题中不仅直接点明“合葬”,而且连女性的姓氏和封号也一齐呈现出来。这种新变引来后人的非议。明末嘉定李流芳在《答徐巨源书》中不无愤激地说:“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辞”2。虽然他的说法并不十分准确3,但却传达给我们这样的讯息:李梦阳及其之后,明代的文人在合葬标题中大量标注女性,这被后来那些惜守礼法的人视为“不典之辞”,视为逾礼之举。
    稍迟于李流芳的赵翼显然深有同感,《陕余丛考.碑表志铭之别》:“夫妇合葬墓志近代如王遵岩、王竞州集中皆书曰某君暨配某氏合葬墓志,识者非之,以为古人合葬题不书妇,今曰暨配某者,空同以后不典之词也。而考唐宋书法则并无合葬二字,但云某君墓志而己,其妻之衬则于志中见之,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在赵翼看来,王慎中、王世贞的方式都是不合古法的,他甚至比李流芳更进一步,引唐宋之法以为不仅“暨配某”,就是“合葬”也是不应在墓志标题中出现的,“此书法之宜审者也”。对于明人的悖逆正统,赵翼大有惋惜之感,口吻中也带着劝世的语重心长的意味。
    然而赵翼等人的非议,恰恰提醒我们注意明代后期女性墓志写作对于传统的突破,事实上最初正是他们的愤怒激起我们对明代后期合葬志的兴趣的:活泼而趋于多元的时代风貌使文人们具有了一种较为开放和开明的心态,他们开始在墓志中着力刻画女性。即使是在那些“理所当然”的应当由男性担任主角的合葬墓志中,他们也毫不介意来突出女性的身份,表现她们的性格、信仰、才学以及对于家庭的突出贡献。从这一点来看,清代的文人们倒显得顽固不化了。
    当然,在标题的撰写形式上文人之间又有些微差异,这里我们有必要进行一个较为详尽的列举:
        李梦阳《空同集》贯有“合葬”的合葬墓志铭共8篇,但这些合葬墓志铭
    并没有如李流芳所说在题中采用“暨配某”,如《明故何君合葬志铭》、《明故李
    大法合葬志铭》。细究起来,李梦阳的这种书写形式似乎有据可循,早在明初,
    以杨士奇为例,他的墓志铭中就使用过这种形式,《东里文集》中有两篇,《曾胜甫合葬揭铭》、《张从善合葬墓志铭》。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表明,明代以来,以往那种题不书妇的名不副实的合葬志铭正在逐渐转化,墓志写作中的性别等级观念正在被一种更为实事求是的书写态度所改变,而到了明中叶这种倾向渐趋强烈。
    何景明《大复集》中有一篇题书“合葬”的墓志《怀远将军信阳卫指挥同知哀公合葬墓志铭))。
    康海《康对山先生集》标有“合葬”的墓志共11篇,且部分篇目在题中注明了女墓主的姓氏和身份,如《明故中宪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东公封太恭人薛氏合葬墓志铭》、《处士张公配赵氏合葬墓志铭》。
    王九思《浅阪集》《漾阪续集》合葬铭13篇,与康海颇为相似,有题中只书“合葬”的,也有点明女性姓氏身份的,如《明赠文林即广西道监察御史秦公合葬墓志铭》、《明故处士种君配香氏合葬墓志铭》。
    李攀龙《沧溟集》合葬墓志8篇,标题大多采用的即是“某暨配某合葬墓志铭”的形式,如《明汪次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墓志铭》、《明处士刘公暨配萧孺人继配陈孺人合葬墓志铭》。
    王世贞《盒州四部稿》合葬墓志铭或墓表共16篇,全部采用题中书妇“某暨酉己某合葬”的形式。
    徐中行《天目先生集》合葬志1篇:《明故中顺大夫青州府知府王连川施公暨配安人沈氏合葬墓志铭》。
    汪道昆《太函集》合葬志34篇也主要采用以上形式,只有一篇题中未出现女性姓氏,而笼统地称“夫妇”:《温次公夫妇合葬墓志铭》。’
    王慎中《遵岩集》8篇合葬墓志,题中或书妇姓,或书“合葬”。
    唐顺之《荆川集》贯以“合葬”的墓志1篇:《茅处士妻李孺人合葬墓志铭》。
    茅冲《茅鹿门先生集》合葬志4篇,其中3篇为“某并某合葬墓志铭”,如《舅氏怡稼李公并邵母合葬墓志铭)))a
    祝允明《怀星堂集》合葬墓志则多题为“某某夫妇合衬之碑”,如《潘公孟诚夫妇合衬之碑》、《文林郎南京光禄寺署承李公夫妇合衬志铭》,题中不出现女性姓氏。
    唐寅集中有一篇合葬墓表《吴君德润夫妇墓表》。
    文微明集中有3篇合葬志,其中一篇题中注明女墓主身份,另2篇皆书为“某夫妇合葬铭”。
    汤显祖集中有一篇合葬志《有明处士潘仲公暨配吴孺人合葬志铭》。
      袁宏道集中合葬志一篇《兵部车驾员外郎龚公安人陈氏合葬墓石铭》,在这
    篇墓志中他以生动的笔法记述了安人陈氏好佛而引来黑衣神的怪异之事。
      杨慎《升庵集》有2篇合葬铭,皆书女性姓氏及“合葬”,然为合葬铭,故
    有铭而志。
      陈子龙《安雅堂稿》有2篇题中书妇的墓志和墓表。
        艾南英《天墉子集》1篇《承德郎河南府通判午亭杨公暨配黄安人合葬墓
    志铭》。
    以上所列诸人皆是明代中后期文坛的主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引领文坛风尚。特别是李梦阳、李攀龙、王世贞、陈子龙等人,一度被视为文坛盟主,一呼而百应,而汪道昆、文微明、王慎中等人也在一定范围内享誉甚隆,他们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撰写墓志铭必然对整个文坛的墓碑文写作产生巨大影响,所以赵翼拈出王慎中、王世贞来进行批判是不无道理的。他们的文章作为最高典范代表和反映了当时整个文坛墓碑文写作的主要特色。
    然而当我们作更为深入的考察时,我们又会发现,这种新的写作形式在文人中获得的响应是纷纭复杂的,结论远不像我们设想的那样可以作简单的概括。就是在前面我们列举的那些文人中间,“某暨配某合葬墓志铭”,这种对女性墓主身份的强调形式也没有得到完全贯彻。有一些人接纳了,有一些人传达给我们的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讯息。比如祝允明、文微明和唐寅等吴中派,于合葬志往往题为“某某夫妇合衬碑”、“某夫妇合葬铭”,我们很难相信这仅仅是一种书写上的集体习惯而不带有某种调和世俗和礼法的考虑。但是非常可惜,我们没有证据来佐证其中的任何一种判断。
    不过有一些著者的否定态度却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归有光,在他的文集中没有一篇题为“合葬”的墓志铭,但他的很多以男性命题的墓志则实为合葬志,如《太学生周君墓志铭》、《太学生叶君墓志铭》、《周君墓志铭》、《陈君厚卿墓志铭》、《救赠翰林院检讨许府君墓表》。这些墓志题不书妇,也不标明“合葬”,女性的身份事迹只可于志中见之,是严格依循赵翼所谓“唐宋书法”。考察他的这些墓志,其中对于女性的刻画其实己经相当生动,甚至比很多题中书妇并标有“合葬”字眼的合葬志更为详尽,如《陈君厚卿墓志铭》一篇,选一二事例着力表现张孺人严而慈的母亲形象:“张孺人为人严毅,其子行步稍斜,必呼训伤之,日督书课。……然孺人中情深爱,每出一二里所,未尝不垂涕也。”又如《救赠翰林院检讨许府君墓表》,用极大篇幅叙述汪孺人独自理家抚子并经纪母家的事迹,并且还记录了她的神异本领:“孺人能以巫下神,往往闻神语,尝谓君曰:儿当贵,然吾与君不能待矣。后竟如其言云。”这些记录看似琐碎、不经,却可以表明归有光对于他墓志中的女性是有相当兴趣的。同样的情况在钱谦益《初学集》中也有反映。如《赵灵均墓志铭》、
  《峰县知县何府君墓志铭》、《王府君墓志铭》、《湖广行都司断事蒋君墓志铭》,这些篇目实为合葬墓志,但是题中却没有表示。他显然不能认同王慎中、王世贞等人的撰写形式。然而在行文中钱谦益对女性的重视却又达到相当程度,如《赵灵均墓
志铭》,对文端容家世及艺术秉赋的叙述甚至超过了赵灵均本人;《峰县知县何府君墓志铭》着力表现钱氏“谈笑大嘘,如雄快男子”,并以何府君之“妮妮修谨”衬托之。孙小力《钱谦益女性墓志铭的特点及其文化意义》认为钱谦益这种名不副实的做法是因为钱与李流芳交情甚笃几受其影响而在墓志标题中不出现女方姓氏及
  “暨配”字眼。那么归有光那些实为合葬的墓志又应当怎样解释呢?也许我们应该换一种方式来思维:当我们把我们的思路引向这个事件的起点,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因素诱发了我们对于这一事件的兴趣,是什么引导我们去关注归有光、钱谦益那些名不副实的墓志铭。事实上,在16世纪之前也有过夫妻合葬而在题中不予体现的墓志,但它们并没有给予我们强烈的不协调感,因为撰写者往往对女性墓主不感兴趣,只寥寥数语交待其家世,然后于某年某月某日衬焉,就此作罢。但是归有光、钱谦益却无法忽略他们对这些女子的兴趣,并且不惜以重墨来表现她们饱满的性格和突出的才干。可以说正是他们自己对女性墓主淋漓尽致的表现使他们“合乎礼制”的标题显得尤其不合时宜,使得墓志的内容时时欲要溢出它的标题之外,这些“规矩”的墓志由于自身形式和内容的矛盾而终于导致了自我的否定。至于归、钱为什么会写出这种名不副实的墓志铭,则要追溯到他们遵循古法而又顺应潮流、崇古而又求真的双重心理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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