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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碑文:生动精微的女性史料

2015-06-11 15:28:10 点击数:

    缺乏史料是女性史研究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而女性墓碑文,如我们刚刚说到的,恰是这方面的一个绝好宝库。它以传记的形式向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女性生活历史的叙述,虽然毫无宏大的章法和体例可言,但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正史的不足。

    然而据我所知,女性墓碑文至少晚明的女性墓碑文却并没有受到足够重视。它作为一个巨大的文献宝库既没有被完全整理,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如在我所读到的关于徽州商人妇的论著中,学者们更倾向于使用地方志、家谱、笔记或文书之类的材料,而对于文人文集中的女性墓碑文却没有给予充分关注,即使有间或使用墓碑文材料的也仅仅局限于汪道昆等人。但晚明文人中为徽州商人妇写过碑传文的其实很多,绝不止汪道昆一家。比如王世贞、李攀龙、汤显祖、程嘉隧、陈子龙、钟惺、钱谦益等都曾写过,然而他们的文字却被搁置下来,束之高阁。所以从这样的实际看,晚明文集中的墓碑文,对于研究晚明的女性历史,应该还有很大的可供挖掘的价值。

    那么应当怎样看待这些墓碑文的价值呢?所谓它“之于女性史的研究意义”应当怎样理解呢?我认为起码可以从这样两个层面来作出回答:
    首先,这些文人文集中的墓碑文向我们讲述的是社会中一群小众的生活史。简而言之,这是一群来自精英阶层的女性。她们的丈夫或子女能够从所谓当世大儒和文坛领袖那里为她们求得只言片语,这本身己经说明她们地位不凡了。‘这种不凡地位可能是身份的,比如朝廷命妇,也可能是道德上的,比如烈女节妇,还可能是经济实力上的,比如商人妇。总而言之,她们都属于主流社会。对于她们的盖棺论定正代表了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这个社会会怎样肯定、又从哪些方面来阐发一个女性的人生贡献和意义,从这些墓碑文中我们都可以获得。
    明白这点也许要叫人败兴了。的确,我们从这些文字中只读出了一个核心的基调:正统。她们无一不是精通女红的,她们无一不是孝敬顺从的:她们本分地呆在家里,侍奉公婆小心谨慎,教育子女既严又慈;她们勤劳、节俭、和蔼、安静、不妒。这样的表扬千篇一律,连篇累犊。我们没有看到文学作品中惯于描述的那些内容:冶游、邂逅、抱怨、抗争还有嫉妒。一切都显得这样周全、妥帖、恰到好处。无须置疑它的真实性,这就是主流社会期望女性成为也正是许多模范女性已经成为的样子。
    墓碑文之于女性史的研究意义还在于:它向我们讲述女性生活的细节。“一篇碑文实际上就是一个女性的人生小史。它告诉我们这个女性全部生活的主要情节:她在怎样的家庭环境中出生,她的祖上有过哪些荣耀;幼年她的母亲教授她阅读哪些书籍;后来她的父亲因为何种关系将她许配人家;她怎样融入新的家庭,赢得舅姑的欢心;她怎样说服了她的丈夫;她如何管理和增加家庭收入;她如何在丈夫去世后独撑门户、养大孩子;儿子辞别赴任时她叮嘱了什么;临终前,她给她的子孙们留下什么遗言。诸如此类,这无不有利于我们获得对她的人生状况细致入微的把握。她的日常活动、精神面貌,甚至于言谈举止都如在眼前一般了。这样的女性的小史汇总起来,再经过一番分析和梳理,正是女性历史颇为可观的整体场面。
    更大的意义还在于:对细节的把握引出了对差异的由衷尊重。事实上,没有一个女性及其她的境遇是可以复制的,即便会有类同的时候,但她们的回应依然千差万别。一个从晋商家庭嫁到徽商家庭的女性与徽州本地的商人妇肯定有所不同,她不满于徽俗的奢华,宣称自己是“晋产”,她甚至不用奶娘而亲自哺乳孩子。同样是嫁给了贫穷的儒生,有的妻子会规劝丈夫以生计家业为重,弃儒从商,而有的妻子则默默忍受,她们并不拿治生的琐事来打搅丈夫,而选择陪伴他日夜攻读。在一些家庭中,妻子是丈夫极好的谋臣和军师,她常常提供智慧的意见,而丈夫也乐意接受并引以为荣,但在另一些家庭里,丈夫是严厉和易于愤怒的,妻子显得谨慎而克制。这种种差异纠正了我们对女性面貌的刻板印象,也正在重塑着对性别关系的新认识:更多时候我们看到的其实是由男女共同组成的社会,而并非社会之中的男女两极。
    简言之,墓碑文展示给我们的这些细节和差异,使我们不再轻易被那些由来已久的陈见所遮蔽,从此女性的历史因为有了这样生动精微的描述显得格外丰满和复杂,同时也就变得更加有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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