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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地风波与西方殖民主义一民族主义冲突

2015-01-27 11:11:31 点击数:

     中国人受传统“发肤受之父母”、“入土为安”观念影响,拒绝火葬,土葬成为亘古不变的传统。中国文化又是地缘与血缘文化交织的产物,强调认祖归宗,所以,人死之后,多半归葬乡里宗族墓地。而穷人或乞丐等无钱买棺入硷者,在非战争年代及相对富裕的社区,多由当地施棺会帮助归葬于义冢,但有时也会乱葬或停棺不葬。由于传统风水观念的影响,即便是富裕的士大夫家同样有停棺不葬之俗,正如《上海县竹枝词》所载:“客堂停枢惯多年,尘满灵台帮帖前。命不通兼无好地,误听风水葬迁延。”有的甚至数十年不葬。总之,中国传统葬俗与西方葬俗有着天壤之别。

    为防止因葬俗差异及华人墓地的主权问题引起中外纠纷,中国政府早在《上海英法美租界租地章程} (1854年)中就明确规定:“外国人坟莹租地内,如有华民坟墓,未经该民依允,则不能迁移,可以按时来前祭扫,但嗣后界内不准再停棺材。”而《上海洋径洪北首租界章程》专门列出《坟墓》一款:“西人所租地基内如有中国原业户坟墓,非与商允,不得擅行迁去。所未迁之坟墓,亦准原业主随时前往查视,届期祭扫。总之,租界以内不准再行于地基上埋棺盾枢。”后来的《上海新定虹口租界章程》又规定“凡筑路不能穿过义冢。按照租地章程,华人墓地所有权极其明确。但是,殖民者从来都是要按照他们的生活方式评判并安排“他者”的生活,将自己的生活方式强加给中国人,在他们的眼中,中国人的葬俗是不卫生、不文明的,必须从根本上予以去除,华人墓地必须在他们眼前消失。由此,引发了四明公所墓地冲突事件。
    四明公所是宁波同乡组织,成立于嘉庆初年。公所建立的初衷之一即是为暂盾同乡人棺枢,或掩埋客死上海而又无财力运回原籍者。公所建有停盾同乡棺枢之丙舍(又称殡舍)和掩埋同乡死者之义冢,“每年分清明、冬至两次运送寄枢回籍”的,有的无主棺枢更会停放一年以上。由于西方人更注重活人的健康,讲求环境卫生,因此,对中国人的做法不能理解。法租界公董局对四明所的义冢和丙舍早就心存不满,认为“这些坟墓是传染疾病的巢穴,特别(是)火热季节”,在1862至1863年的两份年摩报告中都表示,“为了消灭这些坟墓,决不在任何尝试面前后退,不管这种尝试多么艰巨’'.
    1874年,法国人试图通过筑路取缔四明公所义冢。法国人声称要在“四明公所之西新筑马路一条”,遂向公所义冢借用地13尺。但是,对于中国人而言,迁坟是极为忌讳之事,“翻尸掘骨,一何惨忍!凡我华人稍见仁心者,无不惊闻骇听,。因此,四明公所向法租界公董局请求“改筑马路”,以“避出坟莹,使先灵魂魄各安泉下”,公所愿意买下同仁堂附近的无主墓地,供法人筑路。但是,法人并不单纯是为筑路,而是想通过筑路荡平公所义冢,因而对于中国人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法人对于中国人建义冢、丙舍及不愿迁坟的习俗嗤之以鼻,对“安居先人之魂等语”更加以批驳,指出市区“人稠户密、市面争趋之所,究非安魂定魄之方……不如迁至租界之外,傅旷野清静可妥先灵耳’,.。
    法国人所言不无道理,问题是,法国人并没有以平和的态度来说服中国人,而是通过筑路的强权手段强行毁灭义冢,由此引发的必然是中国人的强烈反弹。5月3日,以宁波籍为主的上海市民发起抗议,法租界当局出动水兵镇压,公共租界巡捕、商团和美国水兵也来助阵,当场死亡6人,受伤20多人(其中1人后来伤重致死),造成第一次四明公所血案。此后,筑路之事暂时搁起,双方经过协商达成一致意见,“法国不动义冢坟墓,而四明公所则筑围墙以清界限”。

 

    但是,这次冲突并未根本解决丙舍与义冢问题。1885年,法国总领事致函上海道,称“四明公所停放棺枢,秽气触人,最易致病”,上海道遂派员调查。此后,上海曾发生瘟疫,法国人将瘟疫流行归咎于丙舍。1897年,法租界公董局再度试图解决义冢与丙舍问题,规定“禁止在租界沿边堆寄棺枢”。次年,法租界又以“公所中停放尸棺易滋疫病”为由,令“一律迁移”。事实上,部分开明的中国人此时已经开始思考丙舍的问题,四明公所答应于7月1日前“悉数迁空”。但因“棺木多至万余”,有的墓主后代已经离开上海,无法全部在期限内迁走,公所遂向法国公董局“商请略展限期’'.四明公所的延期请求应该是合理的,但法方不予批准。7月16日,“清晨法人调兵毁去义冢围墙”,宁波商人遂以罢市抗议。人晚,法租界宁波人“所开店铺一律闭门”。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法国人借口义冢问题而图谋扩展租界,人们的排法热情迅速高涨,城内市民闻讯大批涌来论理围观。次日,法国水兵上岸镇压,杀死市民17人,致伤20余人。因墓地问题而引发的冲突使法租界再度陷于紧张,清廷官员介人调停,最终结果是“此后四明公所义冢不得再掩埋新尸或停置棺木,而法国则得到八仙桥西首空地百余亩,起造医院学校”。。
    在墓地问题上所反映的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之争并不是个案。1921年,法租界公董局为拓展中法学校校舍再度要求华人迁家,上海学商公会、上海商业联合会、上海栈业公会、义冢原创办人朱氏家族等30多个团体强烈反对,尽管当时报载并未提到法方痛恨义冢,而只是谈拓展学校,但华人的反应表明,义冢污染环境仍是法租界当局强迫华人迁家的重要原因。华人认为“该义冢由来已久,中法学校迁在后,如嫌邻近义冢,空气不佳,当由天主堂街迁来时,何以不谋相当地点?”如果真是为拓展校舍,“学校北首尚有宽大余地,可直达法大马路”,“何以舍己耘人,独谋棺木累累之义冢?”而且,学校旁有两处外国墓地,派有专人保护,“同是义冢,独以华人义冢轻议迁让,谅无是理”。④在中国人看来,对中西墓葬处理不同,就是对华人的不公,反映的是主权问题,因此,各团体要求“省长依法纠正,以杜凯藏而保主权”。最后经与法方多方交涉,通过调换地产并将义冢的骸骨妥善迁移,持续一年之久的迁家事件才得解决。。
    在墓地问题上,华人的传统习俗的确有改善之必要,正如法国人所言,上海人口增长迅速、用地紧张,华人在人口稠密处停棺埋尸,既有碍建设且影响市容与环境卫生,但问题是中西文化间习俗的冲突并不能成为法国攻击并压制华人、扩展租界的借口。然而,在殖民主义的权力结构里,被殖民者本身的文化特性是没有地位的,他们的文化完全受殖民者压制,更何况从现代卫生理念出发,中国人的此类“不文明”的习俗当然应予涤除。因此,殖民者更加以居高临下的态度强行改造中国人的传统葬俗。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和中法学校拓界事件为殖民主义在文化上的霸权作了注脚,也体现出中国人极其敏感的民族主义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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