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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侯墓地与昭穆制度

2015-01-12 22:43:42 点击数:

 根据《周礼》记载,西周、春秋时代的贵族阶级族葬墓分为“公墓”和“邦墓”两种,前者为王或诸侯的墓地,后者埋葬国人:
      《家人》:
      象人掌公墓之地,辫其兆域而为之图。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 大夫士居后,各以其族。
    《墓大夫》:
      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为之图,令国民族葬而掌其禁令,使皆有私地域。
    从考古发掘情况看,古代礼书所描述的周代墓地制度基本上是可信的。首先,周代确实存在“公墓“和”邦墓“两种不同等级的墓地,它们都以血缘关系作为连接纽带,“各以其族”,实行族葬。其次,这些墓地都经过一定的规划,排列井然有序,尽管分布密集,墓地使用时间漫长,但墓与墓之间很少打破关系万锐明浏公墓”和“邦墓”都有“家人”,“墓大夫”之类的官员进行专职管理,并且官署中一定有兆域图之类图籍“以定墓位”。
    按照《家人》以及汉唐经师的说法,天子和诸侯的墓位“以昭穆为左右”,昭辈者居东,穆辈者居西,其排列形式和宗庙昭穆之制相同。这样,公墓墓位安排就可能有两种形式,一种如焦循《群经宫室图》所拟庙位,墓区内第一位先王或先君居中,其后嗣依昭穆世次分列左右,横向排开(图一),另一种墓位呈纵列之形,由北而南交替排列(图二):

后嗣依昭穆世次分列左右,横向排开另一种墓位呈纵列之形,由北而南交替排列

    从陕西凤翔秦国宗庙遗址建筑呈品字型布局来看,第二种排列形式存在的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周代在许多方面确实实行昭穆制度,周礼《家人》的记载又存在比较高的可信度,因此不少学者都信奉其说,并且试图从考古上加以证实。①然而,北赵晋侯墓地的发现,对《周礼》所说的这种公墓墓位安排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怀疑。
    晋侯墓地共有八组大墓,分南北两列,根据其墓葬形制、积石、积炭情况,殉葬器物、铭文名号和C14测定可以看出诸组晋侯墓的先后次序,都明显呈现从北排东端开始到南排西端结束的轨迹。依照众多学者研究,可以得知晋侯墓地各组大墓的墓位是按照世次先后,先北排,后南排,自东往西依次排列的(图三)

 

晋侯墓地各组大墓的墓位是按照世次先后

    这种依父子先后顺序定墓位的格局显然和礼书所言‘·以昭穆为左右”的安排大相径庭,李伯谦先生据此认为“从西周中期到春秋初年,在晋国公墓区内并未实行昭穆制度”,确实是一个卓见。①
    值得注意的是,从晋侯墓地第二组晋侯墓(M6}M7>起,夫妇异穴并葬的位置开始固定为“男左(东)女右(西),”而墓位的排列走向也是由东而西,这种现象绝不是偶然的巧合,应是周人“尚左”习俗在墓葬制度上的反映。周代贵族在行礼过程中非常重视向位,以东、左为阳,西、右为阴,因此室中夫妇卧位是妇席在西而夫席在东,表示男尊女卑。③堂上廷中行礼,凡立位南北向者,亦均以东为上。如金文习见“册命礼”,侯者居右(东),受命者居左(西),北向接受王册命。槟者身份多为公卿大臣,是受命者的上级长官。因此居于东位。晋侯墓地的朝向当为坐北朝南,夫妇墓穴位置和整个墓位顺序安排都体现出“尚左”的特点,这正是出自礼制的需要。④
    由于目前尚末发现周王墓葬群,我们无法从考古上证实周王室是否在墓葬中实行昭穆制度,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掳、卫、燕等国“公墓”遗址去探索诸侯一级的墓地制度。从已经发表的考古报告看,的确难以证实周代诸侯墓葬区存在“昭居左、穆居右、夹处东西”的格局。如河南浚县辛村卫国墓地遗址共发现大型墓8座,中型墓6座,墓主人为卫君、夫人和公子等。⑤大墓集中于墓地的东西两个边沿,“早期墓在右,晚期墓在左”,墓地布局西早东晚。⑥就西区而言,墓位大致由北而南分布。三门峡上村岭掳国墓地,掳君兆域处于最北端,目前已发现十多座大墓,向南墓地大致可分为北、中、南三区,呈现出葬者身份依次渐低的特点。⑦由于藐君兆域尚在发掘之中,布局情况不明,另外三区每区都是以大墓为主体,中小墓为陪衬,显示出同一支族内大夫、士、庶人混杂而葬的情况。其中一至三鼎墓排布相对集中,但也找不出“左昭右穆”的对列规律。⑧类似情况亦见于河南洛阳北窑西周墓、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墓地、长安伴西张家坡西周墓地等处遗址之中。⑨这似乎表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从诸侯到国人,周代各级贵族是否都按照昭穆次第安排墓位并将它作为一种礼制规定是大可怀疑的。
    按照古史界比较流行的说法,昭穆制度的产生与氏族社会两合组织的通婚形式有关,有些学者进而认为商代已经存在这种制度,并且在殷墟王陵中有所表现。已故著名学者张光直先生在《殷礼中的二分现象》一文中从昭穆制度的角度解释了西北岗大墓东西二区的布局,“准左昭右穆的规矩,则东区为昭,西区为穆。属于昭区的大墓有四,属于穆区的大墓有七。”依照其“乙丁制”的假设,商王室内存在两大集团,盘庚、小辛、小乙为乙组,武丁为丁组,祖庚祖甲为乙组,凛辛、康丁为丁组,武乙为乙组、文丁为丁组,帝乙为乙组。此十一王中,丁(昭)组四王,乙(穆)组七王,而西北岗大墓恰好东区四座大墓,西区七座大墓。,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巧合’,,但如同张先生自己所云,“决不能以为定论之证”。1这里姑且不评“乙丁制”假说中存在的重大缺陷,仅从殷墟文化分期的角度来看西北岗殷王陵布局,我们也很难信从张光直先生的上述推测。杨锡璋先生曾经指出,王陵区内只有四条墓道的大墓才符合商王的身份,这种大墓共有八座(分属二至四期),唯有一座二期(引者按,即M1400,墓主可能是祖甲)大墓位于东区,其余都集中在西区,如果杨先生分期正确的话,西区七座王墓的排列就是按照世次先后,一南一北,由东往西,最后两墓(帝乙帝辛)则介于三期四座大墓之间。至于其它墓区的殷代墓葬群,也是分区分组分布的,‘。墓葬密集排列而鲜有迭压打破现象”,和西周情况基本相似,墓位上亦难以看出“昭穆”安排。

    必须强调指出,我们依据考古材料所提出的上述质疑,并不意味着完全否定墓葬中存在昭穆规则。《周礼·家人》讲述的是天子制度,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周王墓荃,就周王室这一层面而论,我们仍难以作出肯定抑或否定的结论。昭穆制度确实又是周代应用范围非常广泛的一种重要礼仪,从理论上说它应当在丧葬中有所体现和反映,也许我们还没有从复杂的考古现象中发现它的存在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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