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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忘记的人

2014-09-07 20:10:25 点击数:

 仲平同志离开我们已经足足二十年了。

    他的冤案已经彻底平反,骨灰也回到革命公墓了。现在祖国的一切形势正是这样好。如果我们的诗人还活着,他一定不断发出哈哈的笑声,奋笔写完他那认为“终生大事业”的英雄史诗《刘志丹》吧。想到这里,我们就不免更加追怀这位含恨死去的诗人了。

    近年来,一些朋友陆续逝世了。他们的死,有的是自然的,有的却是不自然的。这些朋友不但有值得怀念的私人交谊,更重要的是大都有值得称道的品格或事功。对于他们,不管从私人关系方面说,或从公众生活方面说,都得为他们写点什么或讲点什么。这是活着的人的一种责任。但是,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我很少完成这种责任(或者只是写首旧诗词、挽联之类就暂时把它打发过去了)。可是,有时想起来,总感到那么不安,活象负了一宗债。对于仲平同志,这种负债的心情特别觉得利害些。

    这个纪念会,正是给我稍稍偿还这笔精神债务的好机会,尽管由于时间等关系,今天在大会上是不可能畅所欲言的。

    我最初认识仲平同志的地点是杭州。时间是1933年秋冬间。当时他从苏州监狱里被保释出来,带着一身的疾病和忧郁心情。他的头发好稀疏,双脚不大能自由行动。当时他才是三十出头的年纪,但看去却象五十以上的人。这不是由于时间,而是由于黑牢里那种非人的折磨所造成的。跟我们从《风火山》等诗剧里所看到的诗人的壮伟胸襟和激昂风调比起来,两者是怎样的一种明显对照啊!—尽管就在这种时候,他心里的政治方向盘是没有一丝移动的。

    我当时从他自己和他的亲友的谈话里约略知道了他那些时期的不幸遭遇。我心里交织着尊敬与同情,同时也感到一种重压。

    稍后,我到东京去进修。不久仲平也到了那里。他的身体比前稍为健康些,但是双脚似乎还不能够象常人一样的活动。在那里,“他乡遇故知”,我们自然不免时常来往—主要是他到我们的寓所里来。有时也留下吃饭。最使我不能忘记的,是当他喝过几杯“葡正宗”(酒名)之后,谈笑更来劲了。他大声朗诵起自己的诗篇来,音响立时在屋子里震荡。几年前,我在寄给西安为他开的纪念会的挽联上片说:“诗胆剧轮困,记被酒高歌,声摇屋瓦。”这是一种纪实。记得他到日后,开始学习了一段短时期的日语,接着就进了那个汽车学校。此事一时曾经使我感到诧异。后来据他自己解释,是因为学会驾驶汽车,对于将来参加民族解放战争有用处(我们当时都认为中、日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此外,他似乎不大愿意暴露他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至于是不是还有意借此锻炼锻炼他的病腿,就不大清楚了。

    我是在日军进攻芦沟桥前一年离开东京的。当时,他还留在那里。据说直到次年中、日战幕揭开时,他才赶回国来的。此后十余年间,我们踪迹隔绝。只偶然从刊物上看到他的诗作或大略知道他的一点消息而已。

    1949年春夏间,华北、华东迅速解放。七月党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我们都参加了。接着他暂时在北京留下来,住在颐和园休养和修改诗稿。这些时期,我们见面和谈话的机会就比较多了,不但大致了解了他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生活、工作,也知道他在计划写作那部巨大的现代英雄史诗。有一次,我和秋帆到颐和园去看他,他正在紧张修改《平汉路工人破坏大队的产生》等诗篇。现在我们的相本里还激悻保留下当时三人在园里合照的那张照片。
    1956年夏,我参加了全国文联所组织的西北考察团。同行的有冯至、朱光潜、张恨水等文艺界同志。我们曾到铜川、延安、兰州、敦煌等地。在西安前后约住了一周左右。这时期,仲平同志正在领导陕西文联、作协等团体的工作,见了我们十分高兴,他曾经请冯至和我在西安小街上一家旧馆子吃饭,彼此畅谈了在新社会里的生活和感受。那情景到今天还活现在我的眼前。那次重聚,虽不是我们见面最后的一次,但是留在我脑海中的记忆是很清晰的。我每回想到西北的游踪,就自然要记起那次会晤。
    1964年10月仲平逝世的消息,我是在河北衡水参加四清工作队时听到的。记得那时,我们正住在县城附近的一个乡下。在一个有点寒冷的早晨,我们吃饭前从收音机里突然听到这个恶耗。开始感到瞥愕,接着脑里涌起一联串的旧事,终于是惘惘然。当时我想做首诗记下反应情绪,但是没有成功。这大概因为那些年月对于他的情况比较隔膜,而一时纷然杂陈的旧印象又不容易理出头绪。当时想,对于象他这样一位朋友是应该有所纪述的。这种机会以后该会有吧。那知一搁就整整二十周年记得几年前到诗人故乡(昆明)讲学时,一天晚饭后在翠湖公园漫步,曾经随口吟了一首绝诗,前两句云:“翠湖堤上吊斜嗓,诗老云亡十五春”。这只是偶然到诗人少年时旧游之处,不自禁地即景生情的断片抒写罢了。
    仲平离去我们的岁月已经不短了。但是只要有些触发,我就会记起他。这自然不仅仅是因为旧情的缭绕而已,他实在有值得怀念的地方。这里请容我举一、二例子吧。
    当我在东京将回国的时候,他在我们寓所给我送别。记得在他哈哈狂笑之后,忽然严肃地告诉我(语气有点近于“告诫”):不久中国将进入一个非常时期,在政治上各派政治组织都将乘机活动。有的明显反动的主张,是比较容易警觉出来的;但那些似是而非的主张,都需要留神去辨别。作为后者的例子,他举出了托派。他的谈_话一虽然不长,但是“君子爱人以德”的意思却深蕴其中。它是值得终生回味的。
    1935年冬,我与学校中明春应届毕业的留学生到日本国内一些地方去参观。我们曾到过京都、奈良、别府和宫岛等城市。因为在旅游中新鲜印象辐较,容易唤起平日潜伏着的诗情。我陆续作了几首绝句。回到东京后,一天仲平来寓坐谈,我把那旅游诗草给他看。其中《过奈良故都》一诗的后面两句是:“过客雄心未能死,百金欲买奈良刀。”
  (那时日帝国主义者侵略华北的势头一日比一日猖狂,所以有这种感想。“奈良刀”是当地的名产)。他看了,直率地指出上句下面三字太弱,并且亲自给我改了。这里包涵有彼此对诗艺态度的不同问题(如词学上的
  “婉约派”与“豪放派”的差异),但归根结底恐怕还是诗想性质不同(至少它的程度不同)的问题。简明说,这种批评的产生,是由于当时我跟他世界观和艺术观有差异
  (既使是程度上的差距)。他的意见自然大大提醒了我。但是同样使我获益的,是他那对朋友的率直和坚持自己艺术观点的态度。古人论“益友”,有“友直、友谅、友多闻”的说法。他真可以算是能持“直道”的益友了。
    最后,我想提一件他对自己著作的认真态度的小事。在他逗留北京的那时期,我正在编辑《民间文艺新论集》,准备收入他过去在《中国文化》上发表《中国的民歌》一文。因为他近在咫尺,就请他自己校阅一下。那里知道后来他把文章寄回时,却做了相当大的修改(我现在手边还保存着他那改动的原件),并且还特地写了一条自我批评的附记。他对自己过去的诗篇,总感到不满意,一再地给以修改。这是我们稍读过他解放后出版的诗集的前言、后记以及一些跟他接近的同志的回忆文章等的人,大都知道的。我这里举出的一件小事正可以证明他对自己著作(不管是创作或论著)的认真、慎重的态度是一贯的。这点,在他整个著作生活和战斗生活中,并不是最重要的,但是它值得我们着重指出,值得某些自负“文不加点”的同志借作镜子。
    仲平生平可以称道和学习的地方很多,仅从上面随时举出的一些小事情,也足以使人想到他那些落落大节了。
    仲平是一位诗人。从二十年代前期到他逝世前,他是以诗歌作为自己进行战斗的主要武器的。抗战以后,他更是新诗民族化、大众化的坚决实践者。我想简略谈谈他诗歌创作这方面的特色。
    首先,我觉得仲平诗歌艺术对于人民大众固有的文艺(主要是韵文)的学习和运用是比较全面的、深入的。除了思想、感情等不用说外,他在语言、韵律、结构等方面都吸取和消化了民间诗歌的长处。这些是我们容易见到的。但它不是一切。至少,还有一点,我认为必须在这里着重指出,就是他许多诗篇中所表现的那种诙谐、幽默。这是一种情趣,也是一种艺术风调。我们知道,这种风调,存在于广大民众的实际生活中,而在他们的文艺中,特别在那些民间笑话、趣谈和滑稽歌谣中表现得更为突出。老舍先生在称赞群众在文艺上所表现的创造力时曾经说:“笑话的创造几乎是被老百姓包办了的”。这是非常确切的。可是,在一般的进步作家的作品中,这种特殊的艺术情趣、风调比较不多见(老舍先生自己的创作中有时出现了它)。仲平在这方面的表现,正是对民众乐观思想、情趣和跟它相应的艺术成就的合法继承和发展。
    其次,仲平诗歌创作中的大众化倾向是始终一贯的。那不是蜻蜓点水或一曝十寒。自《风火山》到近年零星发表的一些遗作,尽管在实践成绩上,前后有纯杂、精粗与否之分,但是在基本方向上是一致的。从个人创作历史上考察,它是随着时代和个人思想及艺术修养的发展而显得更精纯、更圆熟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不断追求和因此所得到的成就。自左翼文学运动以来
  (如果不追溯得更远些),在文艺上作这种尝试,乃至决心走这条路的作家,并不是个别的。但是始终沿着这条路直走下去,而且精益求精,终至于建立了这方面自己的新风格、开拓了新境界的却很少。有些同志试了一阵,或者走了一段,就转变方向了。他们这样做,也许并不是全没有道理或成果的。但是,我个人总觉得仲平的走法,似乎更值得我们钦佩。
    再次,仲平诗歌创作上的大众化或民族化活动,并不是孤立的,是跟他整个的文化活动密切联结着的。例如他积极筹办民众剧团,写作并演出大众剧本,提倡和实行诗歌朗诵,以及把诗歌贴到街头或岩壁等活动,都是跟他诗作上的大众化血肉相连的。至于他在实际社会活动中,到处与工农群众亲如弟兄等,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大众化是他生活和文化活动的一个整体,它在不同方面的表现是彼此统一的。他并不象有些同志那样,在不同的文化活动上有着分歧的做法或态度,甚至于让自己的艺术口味(审美习惯)跟大众的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尽管他们的政治态度跟仲平的大体上是一致的)。我们承认在不同的文化工作方面容许工作者彼此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甚至于某种不同态度。但是,在我们的文艺里,大众化或民族化到底应该是一种主调,这主要由于现实的广大群众文化程度和他们的传统艺术口味所决定的。当然,民众的口味也要提高,但那应该是在逐渐前进的过程中去形成。而且所谓“艺术的提高”,主要应该在广大群众原有的文化程度和艺术口味的基础上去向上努力。而不是依靠其它的方法或方式。因此,我认为仲平的作法是有利于这种提高的。它是一种有效的艺术前进途径,即使不是唯一的途径。
    最后,我想谈一下仲平为什么能做到上述那几点的原因。没有疑问,那首先是由于他具有科学的进步的社会观、人生观。如果作者没有或不能坚持改造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革命思想和意志,那么,这种大众化的想法和实践就是不可能的,或者将是半途而废的。其次,自然还要有坚强的组织和容许从事这种实践的一定社会环境等。但是,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作者某些有关的生活经厉—特别是青年时的生活经历。关于这一点,作者自己是有明确认识的。在论民歌的那篇文章里,娓娓地叙述了他青年时代这种难得的经历。他出生在我国云南省一个边境地区:广南县。那里是汉族与苗、瑶、彝、龙音等少数民族杂居的地方。这些民族大都还保存着早期社会集体歌舞的风俗、仪礼。我们的诗人从小熟悉这种情景,并学习了他们的歌唱。还有他的祖母,也在这方面给以培育。这种经历使他在提到自己诗歌创作上的最重要的老师时,就不含糊地举出“民歌”来。自然,他的学习民歌,并不限于在故乡的时候,后来在延安他同样是这样做的。总之,民间诗歌及其相关活动,是哺育我们诗人的一种维生素。我们知道,幼少时期,承受过民间歌谣、民间故事等培育的,差不多是中外许多文艺大师的共同经历。它对他们后来的艺术活动也大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似乎是一条规律了。仲平不但不是一个例外,也许应该说,他是在这方面受滋润更深、获益更大的诗人中的一个。我们都熟悉那位为马克思所喜爱的英国民众诗人彭斯
  (R. Burns)的事情。他在诗歌上的伟大成就是跟苏格兰民族的民歌、小调关系分不开的。他是自己民族诗歌艺术传统的忠实儿子。这点,仲平正可以相比拟。但是从另一方面说,仲平是更幸运的。因为他有马克思光辉理论的指引和强有力的劳动阶级先锋队的培育,而不是一个缺乏比较明确的社会作战目标和单枪匹马上阵的人。……
    总起来说,不管作为社会的人,或者作为一个诗歌作者,柯仲平同志都不失为值得尊敬和称赞的人。对于他,我们怎能忘记、又怎忍忘记呢?。…“
                          1984年晚秋
    作者附记:这是一份发言底稿,准备在十二月中国作协将召开的诗人柯仲平同志逝世20周年纪念会上用的(该会原定本月20日在京举行,因故改期了)。
            敬文,1984, 10、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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