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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经》的研究

2020-05-08 13:01:16 点击数:

    钱穆对禅学最为用力处,不外乎是来自那场轰轰烈烈的禅宗公案。此公案起自胡适之,围绕关于《坛经》的作者而展开,期间反应最快最为强烈的学者,钱穆绝对称得上重要的一位。当胡适抛出那石破天惊的论断—《坛经》的作者不是慧能而是神会,《坛经》的思想即是神会的思想,神会才是“新禅学的建立者”的时候,钱穆颇有些“忍无可忍”之态,认为其说“随便”,不能令人信服,不禁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回应,撰写了《神会与坛经》这篇长达一万五千多字的论文,对胡适新说中种种证据进行了批驳,语其说“实在很大胆,可惜没有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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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在这篇文章中,对胡适所提出的三条证据进行了一一反驳。胡适根据唐人韦处厚《兴福寺大义禅师碑铭》推断《坛经》为神会门下习徒所作,以此视为“一个更无可疑的证据”,钱穆判之为“误读”。而胡适接下去所举列的两条“最明显”和“很明显的证据”,钱穆也纷纷予以反驳。在这场反驳中,同样的史料,钱穆与胡适做出了完全相反的解读,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于是,钱穆大呼:“我们只细读《坛经》与《神会语录》,便知此两书非慧能与神会手笔,均由许多人纂集,并各经历一段相当时期。……如何却随便说《坛经》是神会晚年用他的语录拼凑而成?”

    然而,这场有关《坛经》的争论才刚刚开始,即使胡适辞世也未能停止。1969年,台北善导寺邀请钱穆前去演讲佛学,讲题为《六祖坛经大义》,而后受到侨居日本的杨鸿飞著文批评,坚持胡适主张,并且比胡适“更进一步”,“胡博士只说神会自由捏造了《坛经》”,而杨鸿飞却进一步说“神会捏造了慧能’。于是钱穆相继发表了《略述有关六祖坛经之真伪问题》、《再论关于坛经真伪问题》加以回应。杨鸿飞又相应发出《(坛经之真伪问题>读后》、《<再论坛经真伪问题>读后》二文,力主胡说。以此为契机,台湾学术界、佛学界的诸多学者加入论战,掀起了关于《坛经》作者争论的热潮。而在这场论战中,杨鸿飞并没有拿出新的证据,因此论战也以中外学者大多不附和胡适之新说而告终。

    关于《坛经》的争论先后持续了三十年,由此引发的钱穆对禅学的关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撰写了一系列关于禅学的论文。事实上,关于这场禅门公案,学界已有诸多研究,对于胡适的禅宗研究成果,学界反驳的人多,而接受的人少,笔者并不打算在此争论过程上多费笔墨。值得我们注意的,反而是钱穆由这场争论所引发的他对禅学研究方法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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