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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禅宗的基本观点

2020-05-08 12:57:03 点击数:

    (一)禅宗是佛教中国化的“中心台柱”

    众所周知,佛教乃外来文化,但传入中国后与中国精神中所特有的“历史贯穿”与“调和一”的特性想融合,便形成了中国之“新佛学”。钱穆视中国新佛学的特点在于“远离宗教信仰,越过哲理思辨,而进入心性修养与自我教育之路径”,从而成为中国文化之一要流。中国佛学建立的表现是台、贤、禅、净四大宗派的建立。而其中,禅宗是“中心台柱’。“禅宗之奋起,为能一新佛门法义,尽泯世、出世之别,而佛教精神乃以大变。禅宗自称“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不著语言,其教义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又说“万法尽在自心,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更“劝人在家修行,见取自性,而后则“愈演愈烈,至无佛可成,无法可得,无烦恼可除,无涅桑可往,无真无俗,本分为人,呵佛骂祖,得大解脱”,禅宗的这一变革,使以出世消极著称的佛教精神一变而为世出世间不一不异的人间宗教,“与生活打成一片,从生活之实经验里心通默识”,禅宗也由此认为佛法“只是一种人生哲学,又是当下即是的日常人生”,与“尽心知性,尽性知天”的儒家理论无异,禅宗在理论上,已经全部中国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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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禅宗是中国佛教史上的“宗教革命”

    如前所述,禅宗是佛教中国化之“中心台柱”,禅宗在佛教中国化发展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又被钱穆称为是一场“宗教革命”,六祖慧能则是中国的“马丁·路德”,《坛经》为其“宗教革命之宣言书”。钱穆此论的原因有四:

    首先,钱穆指出,凡是宗教,“必依他力”,《坛经》却说“自性迷即是众生,自性觉即是佛”,教人反向自心,由外转内,即心即佛,“教味淡,理味浓。”

    其次,既然宗教总是依靠他力解脱,那么他们的终极目标必然是“向外”的,也就是说,他们所追求的“到彼岸、度无极、事究竟”,一定是别于“此岸”。但是《坛经》却说,佛言:‘随其心净即佛土净’。使君东方人,但心净即无罪。虽西方人,心不净亦有。东方人造罪,念佛求生西方,西方人造罪,念佛求生何国?”于是,西方极乐世界再也不是“外世界”,而一转为内心。

    再次,一切宗教,一切教理都会有自己的经典为“归极”,如天台宗以《法华经》为中心,华严宗以《华严经》为根据,六祖慧能却言“一切修多罗及诸文字,大小二乘,十二部经,皆因人置,因智慧性,方能建立。若无世人,一切万法本自不有。故知万法本自人兴。一切经书,因人说有。”于是,所谓经典,亦无自性,人在故法在。

    最后,宗教最讲戒律,佛教尤其教人“出离世间”,然而六祖却说,“若欲修行,在家亦得,不由在寺。在家能行,如东方人心善;在寺不修,如西方人心恶。但心清净,即是自性西方。”

    于是,钱穆指出,作为制度化宗教的基本要素:“成佛、往生、求法、出家”,在《坛经》中一一被斥,“是非一种极彻底之宗教革命而何?然而中国的宗教革命却与西方的宗教革命不同,“中国思想史的表现,永远是平易的,轻松的,连宗教思想上的大革命,也只如此般平易轻松的滑溜过去。”与西方那轰轰烈烈的宗教革命相比,“我们不能不说毕竟中国禅师们高明些。

    (三)禅宗是中国思想史上“不可缺少的一环”

    在钱穆看来,研究禅学史应与以前的儒道思想乃及以后的理学思想史一并研究,应把禅宗放在整个中国佛学史、中国思想史中,才能得出一个确当地位。钱穆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他特别注意禅学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他始终认为融入了禅宗思想的理学才是中国思想精神的最高发展阶段。特别是禅宗思想发展到极致之后,禅宗祖师们却开始机锋棒喝,“无情的毒骂痛打。打醒了,打出山门,各各还去本分做人’,Lel。于是乎开出此后宋代之新儒学,然论其综合佛教教义与国传统之“大群心教者”,“其功必归于禅宗也,。

    但是,钱穆又指出,虽然唐宋以来,佛教在理论上已经完全中国化了,但是出世与入世的矛盾在禅宗思想中始终无法消除。一方面,人们想要求得内心之修行毕竟还是要到佛教寺院中去寻,“无意中脱不净响慕个人的独善与出世”;而另一方面,禅门宗师又言“无一法与人”,“离世法外别无一法”,“教人本分休歇”,既然如此“则何不教将禅宗思想“全部移植”到儒家思想中来,“彻底消化,变为己有,才逐渐解决,自此,禅宗思想已经由上而下的渗入到中国人的思想精神文化中去了,这就是禅宗对宋明理学的影响,这也是禅宗在中国思想史上之不可缺少的一环的思想价值所在。

    (四)禅宗是中国文化与异文化融合之典型

    钱穆治学,尤其注重用中国人的方法,治中国人的学问,“自有一套”,而最反感将本民族文化绝对虚无打倒之后的完全西化。他又特别指出自己持有的这种观点并非是“一意守旧,排拒新兴”,因为这在整个的中国学术史上是“无此先例”的。虽然钱穆也曾说过,“中国因环境关系,文化自创自造,很少与其他民族之异文化接触。”乍看起来,与之前论似乎有些矛盾,而钱穆所持有的中国学术不拒斥外来文化的最有力的例证就是佛教的中国化。他说,“只有佛教,惟一的自外传入,经过中国人一番调和融化,成为此后中国文化里一主潮。佛教是中外文化融合的典型,禅宗又是其典型之典型。从以禅宗为代表的佛教中国化的历程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开放持平”的特点,“传进新的,并不先要推翻打倒旧的”。而当时的中国人,即使不信佛教,也总是持一种“容忍态度”,“不仅不加以排拒,总还对之抱一番敬意”。有了这种“传新不必倒旧”的精神和禅宗这种中外文化融合的成功典型,钱穆认为对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中西文化之碰撞汇通,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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