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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佛学的热潮

2020-05-08 12:54:20 点击数: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随着社会文化的急剧转型和西方宗教文化的不断渗入,天道俱变。与此同时,面对着不堪揣测的前途和危机,中国思想界也开始向中、向西、向古、向今,积极寻找救世之良方。佛教自传入之日起,就以其系统精密的辩证思维而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在“学问饥荒”的近代中国,中学若想保持其文化的优势地位以对抗西学,只能向佛学中汲营养,因此,晚清以来的思想家无不是从佛学中寻求理性思辨的武器,故有研究佛学的热潮。梁任公有言,“晚清思想家有一伏流,日佛学”,“晚清所谓新学家者,殆无一不与佛学有关系”。在这种佛法“流于居士长者间”的背景下,学界学者纷纷“以己意进退佛说,钱穆的学术研究,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展开的,如其在《中国思想史》开篇即引用佛经“有生灭心,有相续心”,来形容人心“刹那起灭”,相续之下形成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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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穆出生于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的1895年,他身后的数十年,就这样在民族危机、国运衰微的环境下度过。与同时期的其他学者相比,钱穆没有上过大学,没有留过洋,他只受过家学的熏陶、私塾的影响和中小学老师的启蒙,但并不因此他就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钱穆之学贯通古今中西,其知识面之广博,著述之丰厚,皆令国人所惊叹。面对着这一时期“救亡图存”的历史使命,钱穆始终用一个中国人所独有的思维和智慧积极探索,毕生思考着“中西文化如何汇通”的历史命题。由于近代救亡图存的形势急切,不乏有学者主张全盘西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往往形容得一文不值,有完全推倒之意。这是钱穆所坚决反对的。在其《国史大纲》开头即云:任何一国之国民,对于该国之历史应当略有所知,并且在这种略有所知的基础上,“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钱穆坚定的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能一概抹杀,中国历史在几千年的长河中也不是停滞不前,中国历史的演变不能够套用西方任何一种学说来衡量,中国历史的道路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中自己寻求。因此,他的思想更确切的说是一种中国文化本位的思想,更进一步说,是一种儒家文化本位主义,钱穆本人也被视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而他的禅学研究也被深深的烙下了儒学本位的烙印。

    正是在上述背景和立场下,钱穆论禅,绝不是就禅论禅,而始终将禅学置于中西文化比较的社会背景之下,以其内在的民族文化使命感来对待禅学,将禅宗放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历史的视角下进行考察。他认为,禅宗文化是中国文化发展历史上重要的一环,下启宋明理学,是中国文化包容并蓄、广纳百川之精神的最好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钱穆的禅学研究是建立在其思想体系和学术研究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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