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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的佛缘与禅缘

2020-05-08 12:50:33 点击数:

    钱穆一生,与佛结缘,这绝对不是牵强附会的说法。早在1918年,24岁的钱穆就开始接触佛经了。当时,他还在县立第四高等小学教书,有一位名叫朱怀天的同事,盖因“丧母心伤”,所以常以“读佛学自解”,带来了六七种佛书,钱穆“就其桌上取来一一读之。尤爱读《六祖坛经》”,其自言“治佛学自此始’,而其对禅学的偏爱,也从此始。

    而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钱穆对佛学,不仅停留在文字功夫上,更有一番“修习静坐”的经验,颇似“坐禅”境界。他曾回忆:

    某一年之冬,七房桥二房一叔父辞世,声一先兄与余自梅村返家送敛。……余独一人去寝室卧床上静坐。忽闻堂上一火锐声,一时受惊,来若全身失其所在,即外界天地亦尽归消失,惟觉有一气直上直下,不待呼吸,亦不知有鼻端与下腹丹田,一时茫然爽然,不知过几何时,乃渐渐恢复知觉。……余之知有静坐佳境,实始此夕。念此后学坐,倘时得此境,岂不大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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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历了这次“佳境”之后,钱穆练习静坐“更勤”,并且与此相伴的开始看一些和理学、道家、佛家相关的书,“尤喜天台宗《小止观》”,更按照天台的止观法门“修行”了起来:
    先用止法,一念起即加禁止,然余性躁,愈禁愈起,终不可止。乃改用观法,一念起,即反观自问,我从何忽来此念。如此作念,则前念不禁自止。但后念又生,我又即反观自问,我项方作何念,来忽又来此念。如此念之,前念又止。初如浓云密蔽天日,后觉云渐淡渐薄,又似得轻风微吹,云在移动中,忽露天日。所谓前念已去,后念未来,瞬息间云开日朗,满心一片大光明呈现。纵不片刻,此景即逝,然即此片刻,全身得到大解放,快乐无比。
    通过这种“宗教体验”,钱穆也“益坚静坐之功”,虽然后来因为环境嘈杂,不适合静坐,钱穆逐渐的缩短了静坐的时间,但是这种坐禅的经验却是实实在在的,其对禅宗和天台宗的理解更深一层,对钱穆的禅学研究也有很大的影响。
    待来到北大之后,钱穆更是认识了汤用彤和蒙文通。三人中,钱氏高明,汤氏沉潜,蒙氏悠肆,三人治学路径略同,观点接近,又交往甚密,故在北大学生中有“岁寒三友”之称。加上同样来自湖北黄冈的熊十力,四个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学术之思想和问题。当时,熊十力与蒙文通经常就佛学问题互相驳难不可开交,而专治佛教史的汤用彤又“独默不语”,此情此景下,钱穆便成了“和事老”的角色,为他们两者进行缓冲。时间久了,即便钱穆不专治佛学,对于当时的佛学问题与不同观点的争论,也必不陌生。
    钱穆与佛教寺院也极有缘分,每每遇到景美幽静之寺院,往往有流连忘返之感。而钱穆最为重要的著作—《国史大纲》,也有一大部分是在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中完成的。那时,钱穆晨起远望诸山,餐后山下散步,其余时间“尽日在楼上写《史纲》,入夜则看《清史稿》数卷乃入睡”,周日则吟诵《陶渊明诗》一路去温泉,就连陈寅悟来到那里也曾感叹,“如此寂静之境,诚所难遇,兄在此写作真大佳事。钱穆对佛教寺院的亲切之清,可见一斑。
    《国史大纲》完成以后,汤用彤曾劝钱穆今后“可旁治佛学,当可更资开拓”,但是钱穆却认为“读佛藏如入大海”,甚难有所成就,反劝汤用彤“赓续此下隋唐天台、禅、华严中国人所自创之佛学三大宗’,[而这个希望却恰好表达了钱穆对佛学最为感兴趣的部分,即中国人“自创之佛学”,而钱穆对佛学之关涉与研究,也大概不出其中。
    1943年的暑假,钱穆胃病刚愈,于修养之时读了《朱子语类》,后又来到灌县灵岩山寺修养,通读了《指月录》的全部,其谓“对唐代禅宗终于转归宋明理学一演变,获有稍深之认识。而这也是钱穆关注禅宗的目的和重要观点所在,综观钱穆这一时期有关禅宗之研究论文,其材料大多来自《指月录》,而对曹溪以下的禅宗发展关注愈多。
    钱穆除了是现代著名的学问家,也同样是一位鞠躬尽瘁的教育家,然而1963年,香港中文大学成立之时,新亚书院的创办者钱穆却提出辞职,而其辞职原因也受到禅宗虚云大师的影响。他说:“我在几年前读《虚云和尚年谱》,在他已跻七十八高龄之后,他每每到了一处,华路蓝缕,创新一寺,但到此寺兴建完成,他却翩然离去,另到别一处,华路蓝缕,又重新来建一寺,但他又翩然离去了。……我在此一节上,十分欣赏他;至少他具有一种为而不有的精神。……我常想:人应该不断有新刺戟,才会不断有新精力使他不断走上新道路,能再创造新生命。虚云老和尚“为而不有,善而不居”的精神,深深影响了钱穆的人生态度。
    综观钱穆的一生,亲近过佛学经典、亲历过佛教修行、进行过禅学研究、参加过禅学争论、接受过禅宗大师影响,与佛与禅都有极大的因缘,故此基础上进行的禅学研究,必定是有其根据有其思想的研究,绝不会是无源之水或是泛泛而论的人云亦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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