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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尼伪滥和违背戒律的现象

2020-05-08 11:53:52 点击数:

    在法律方面,佛教对古代法律制度起着很重要的补充功能。以往统治阶级主要通过严刑逼供的手段,使犯人招供并以此威慑普通老百姓不得轻易违法,用于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佛教的迅速传播,对南朝律法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法律思想朝着礼法结合的方向进一步深化,强调慎刑,刑罚制度日趋宽缓。其中佛教因果报应、众生平等、慈悲为怀等思想在教化百姓方面具有明显效力。

    首先佛教思想对官员有很强的心理制约。受到佛教因果报应思想的影响,部分官员在判案过程中害怕得到惩罚报应,常常对罪犯判刑宽松。“溺情内教,朝政纵弛”。类似情形史书多有记载,《高僧传·释僧瑾传》:“帝往往惊曰:‘报应真当如此,亦宁可不畏!’因此犯忏之徒,屡被全有。”甚至还出现了用礼佛来代替律法惩罚的怪诞行为,东阳太守张淹常常逼迫属下火烧手臂来作为信奉佛祖的凭证,百姓犯了罪也只是让他们供奉些食物给佛门并且念佛诵经一段时日就可以了。这种由因果报应思想而产生的惧怕,对官员有很强的心理约束。其次,佛教对君主立法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南朝时期,何尚之曾提出“百家之乡,十人持五戒,则十人淳谨矣。千室之邑,百人修十善,则百人和厚矣。传此风训以遍寓内编户千万,则仁人百万矣……即陛下所谓坐致太平者也。”可见佛教劝人为善的功能,在维护政权稳定、维持社会秩序方面显示出不可替代的巨大功效。同时佛教服从统治者的意志,为统治者享受特权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帝王拥有高贵命格是由于前世功德积累达到的,以此佛教获得统治者的认同并大力提倡。佛教影响君主立法思想的能力更多体现在轻化刑罚这个范畴。这一点影响最深的是梁武帝,梁武帝把慈悲思想融入到法律范围,规定在应用律法的时候要酌情宽赦。梁武帝“笃信正法”。如果有官员对待犯罪的百姓过于严苛,梁武帝会认为这等官员心肠歹毒,不堪重用。甚至梁武帝儿子叛逃北魏,回到梁朝后也只是训斥几句,由此可见他对刑法的宽松程度。在梁武帝统治期间,大赦行为有五十多次,可以说达到了年年大赦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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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教盛行,佛教僧团必然不断扩大,僧尼伪滥和违背戒律的现象也层出不穷,僧尼肉食的程度远远大于印度,这也是世俗社会为何批评佛教的缘由。与此同时,蔬食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其实质是象征着一种人格品质。在僧尼进入上层社会之后,也逐渐认为僧尼理应有一种理想人格,而蔬食也是世俗社会对他们提出的要求之一,是他们必须所遵守的基本规范。随着佛教僧团的激增和泛滥,关心佛教命运的士人试图让僧人食蔬食等方式来维护僧人的高大形象。因此,无论是出于促进佛教的发展亦或者是出于约束佛教发展的目的,都一致认为僧尼应该蔬食,这也就使得梁武帝有足够的依据颁行《断酒肉文>>。在南朝候,皇帝的信佛,皇室贵族和社会上层必然效仿之,因而佛教的斋戒仪式得也得到很大的推广,而且佛教仪式和戒律也有了政治色彩,比如八关斋,其实质是佛教为在家弟子制定的出家戒律,要求其在这期间素食,而且可在六斋日的任意一天和出家人一起体验出家生活。这本是佛教中要求弟子个人修行的一种方式,但在南朝时期,却被用来当做止恶修善,维护太平的手段,因而帝王带着大臣一起进行八关斋的场面就经常可见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大臣在八关斋期间是否素食就不仅仅是佛教戒律的事情了,因此梁武帝颁布的《断酒肉文>>这一诏书遭到当时许多高僧的反对,他们也反对王权干涉戒律,这种反对的现象一直到梁武帝凭借政治权威与高僧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之后,才得以重新确立了对素食的要求,佛教在素食这个问题上服从了王权证明了传统文化对佛教也具有重要的影响。梁武帝因其精通儒学、道教,因而与高僧的辩论中也体现儒、道对中国传统的影响。比如,佛教中所说的每个人依据自己的作业将来会得到相应的报应,最终会沦入六道轮回,每个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因与中国本土的重孝伦理相结合,因而个体所受的报应也自然而然与自己的父母子女相联系了。即使作为一国之君的梁武帝也不能摆脱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提及食肉之后所受的报应中,就认为如果吃众生父母的肉,那么反过来,众生也会吃自己父母的肉。法律是迫使人们共同遵守的社会行为规范,封建统治者们把法律建立在等级制度上面。社会的一切成员都有不同的阶级位置,统治者在最上层,然后是世家大族,最下面是普通老百姓。在朝政上,臣子要服从君王领导;在家庭里面,父是最家庭的支柱,最为尊贵,男子地位高于女子,妻子要听从丈夫的。封建统治者用儒家思想治理国家,处处体现等级差距,因此律法上面也是针对不同阶层的犯人有不同规定。而佛教思想处处体现的是众生地位平等,只要诚心侍奉佛祖,都有机会成佛,不论以前做了多少坏事,只要一朝悔过自新,死后也有希望进入极乐世界。随着佛教渗入到社会生活方方面面,佛教戒律也对社会法律产生重要影响,同时也是法律的有效补充。佛教戒律对人们犯罪起到一定的预防功能,今生做了坏事即使逃脱了法律的面,官员深受佛教教化,在对待犯罪行为的时候,有时用佛教戒律和念经诵佛来抵消罪过,这种方法对待那些心底尚存良知的犯人还能起到作用,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犯人是起不到多少作用的,而且容易让这些犯人觉得惩罚过轻,屡次犯下罪行。佛教的流传增加了法律约束的内容,最典型的就是保护佛像的内容。在以前,贵重雕像容易被坏人偷去卖掉,现在好多佛像外层涂有金粉,有些人想偷盗佛像,但是法律禁止偷盗佛像的行为,被抓住之后有很重的惩处,对这些犯罪分子而言,有很大的约束力,即使不信佛的人也不敢随意偷取佛像了。佛教对律法的影响还有一点很特别,就是加重犯淫秽罪行的僧人的惩力度,僧人本应该清心寡欲、吃斋念佛,加强个人修行。有些僧人挂着佛教徒慈悲善心的面具做出禽兽不如的奸淫罪恶,在社会上对佛教形象造成严重破坏,这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罪行,还是往佛祖身上增加罪行,所以那些崇佛的帝王官员对此行径深恶痛绝,加大了惩处力度。随着佛教的传播,僧人的增多,寺院财产的巨大,迫切需要有专门的行政部门负责管理佛教事务,僧属制度应运而生,该制度的产生可以说是佛教对行政法律的影响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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