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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传佛教的传入与封建领主制

2020-05-08 10:39:37 点击数:

    南传佛教于12世纪左右从泰国、缅甸传人我国,经与当地流行的传统宗教几百年的冲突、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宗教形态。南传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确切年代尚无考。从公元1569年(傣历931年)西双版纳最高封建主召片领在景洪建立第一座寺院算起,南传佛教进入傣族地区也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在封建统治阶级支持和倡导下,南传佛教经过长期的发展传播,逐渐成为傣族社会的统治意识形态,获得了全民的信仰,并对政治、经济、文化和风俗习惯等各方面有着深刻的影响。同时,它也影响着云南的布朗、德昂、阿昌等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南传佛教在傣族地区因僧侣遵守的戒律,以及信教群众日常生活方式的差别,具体可分为四大教派:摆庄派、润派、左抵派、利派。摆庄派是被傣族信仰最多的一派,左抵派派信仰的人数比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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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傣族是信仰南传佛教的主体民族。南传佛教在传人傣族之际,曾与傣族原始信仰发生过激烈的斗争,但最终在傣族中扎下了根,并在短时期内成为全民性的宗教。这是由于宣扬“脱离现实、自我解脱”的南传佛教适合于傣族封建社会的自然农业经济的落后性和村社生活的闭塞性,适合于生活在村社制度下极其脆弱的个体农民的特点。因而,傣族封建剥削阶级大力扶持佛教,用佛教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佛教也依靠封建制度维持其存在并得以不断发展。但是传入傣族地区的巴利语系佛教,是和傣族固有的宗教信仰相互渗透和相互补充而成为具有傣族特色的佛教的。佛教和封建文化紧密相关,互相利用,上至土司头人下至农奴,都一律信仰释迎牟尼佛;宗教节日、活动全民参加;各种宗教制度一致,祭祀礼仪一致。如云南西双版纳、德宏一带的傣、布朗、德昂、阿昌等民族地区,基本上是每寨一寺,佛节活动在多数情况下是以村寨为单位同时进行,人人都参加。在民主改革前,这些地区的社会经济形态还处于封建农奴制(领主制)阶段。在领主辖区内的上座部佛教又与领主的政治、经济制度密切结合,形成“政教合一”的或宗教依附于政治的体制。封建上层人物不但是政治的统治者,同时也是宗教的统治者。他们既管百姓,又管神鬼。各级封建主都有高级僧侣的尊称,如召片领的尊称是“松领帕丙召”,意为“至尊佛主”。村塞头人“帕”的含义就是佛主命令的执行者。另外在西双版纳,“枯巴”级以上各级僧侣的加封撤换,都必须经召片领批准;最高级僧侣只能由召片领和召励的亲族充任。耿马、孟连各级僧侣升级时,首先要向土司表示效忠,经土司批准,并由土司亲自“做”予以承认;德宏则有所谓“御封佛爷”,由土司加封并授权管理全区佛寺。此外,召片领、召励等封建主在各种宗教节日里任免其下属的统治者和代理人,将其封建统治加以神化。而封建统治者则从政治上保护佛教,如在法律上规定:佛教寺院神圣不可侵犯,如有违反,“重者杀头.轻者罚为‘寺奴’,终生服侍‘佛寺”’。

    从民主改革前云南西南部傣族地区的情况来看,表面上政教分离,教不参政,但实际上所有大小领主都是佛教信徒,他们尽可凭着权势,利用宗教为其统治服务;凡高僧的升迁必须获得领主的批准;最高的僧位“松领戛牟尼”必须是领主的近亲才能担任;寺院经济中的“佛寺田”和“波沾谷”已纳人封建领主经济的轨道。总之,领主制的统治充分地利用宗教,宗教则为了自身的发展又不得不依附于领主制。而与傣族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相适应,佛寺僧侣内部也分为不同的等级。如西双版纳的僧侣共分为tV个等级,德宏、耿马、孟连等地的僧侣有同样的划分,只不过是名称略有差别而已。总的说来,可分为“哈勇”和尚(按年龄分为大和尚、小和尚)、佛爷、大佛爷、“枯巴”等级别。僧侣的晋升就是按照这些阶梯式的等级进行的。总之,宗教的僧侣根据其本身的等级而享受不同的称号。称号的不同表示其所享受的荣誉不同,在社会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等级高的僧侣在寺院中居于统治地位,可任意处罚和殴打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下级僧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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