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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有“沙门不礼白衣”的教仪

2020-05-08 08:38:34 点击数:

    东晋时的当政者桓玄曾指责佛教“伤治害政”。佛教是否能够与世俗王权所追求的社会秩序相一致、相协调,甚至有所裨益,是佛教能否存在与发展的关键。

    在印度,佛教有“沙门不礼白衣”的教仪,他们只礼拜佛祖释迎牟尼,而对世俗任何人,包括帝王和父母都不跪拜,甚至还可以接受在家父母的跪拜。这种教仪传统显然面临着与中国祖先崇拜和孝道的对抗。特别是这一教俗同时还意味着“沙门不敬王者”时,与王权秩序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东晋成康之世,辅政的庚冰曾代晋成帝诏令沙门应致敬王者。其理由是名教礼制不可破坏,国典必须统一,所谓“名教有由来,百代所不费”。他指责佛教沙门“矫形骸,违常务,易礼典,弃名教”,致使“卑尊不陈,王教不得一”,势必造成纲纪混乱。因此,沙门应礼敬王者,是为了“因父子之敬,建君臣之序”,因为“礼重矣,敬大矣,为治之纲尽于此矣”。比庚冰稍晚,东晋安帝时总理国政的桓玄,则更进一步作了理论上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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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以天地之大德曰生,通生理物,存乎王者。敬尊其神器,而礼B惟隆,岂是虚相崇重,义存君御而己哉?沙门之所以生生资存,亦曰用于理命,岂有受其德而遗其礼,沾其惠而废其敬哉?既理所不容,亦情所不安。因此,所有的人对王者尽敬致礼,实属天经地义。他还下令沙汰沙门,并勒令僧众必须跪拜王者。

    针对庚冰的指责,当时另一位崇佛的辅政尚书令何充辩护说,沙门虽然礼仪有殊,但尊重王权,而且“五戒之禁,实助王化”,②佛教教义不仅同名教没有矛盾,还能制约人的内在操行,起到维持社会秩序的作用。由于何充的反对,庚冰之议未能实行。

    而针对恒玄的批评,当时著名的高僧慧远作了《答恒太尉书》和《沙门不敬王者论》来回答。慧远在这两篇著名的文章中,把佛教对世俗社会秩序及王权尊严的适应和对出世间的追求区别开来,他说:

    佛经所明,凡有二科:一者处俗弘教;二者出家修道。处俗则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表于经文,在三之训彰于圣典,斯于王制同命,有若符契。此一条全是檀越所明,理不容异也。出家则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其为教也,达患累缘于有身,不存身以息贵;知生生由于享化,不顺化以求宗。

    慧远一方面肯定在家的佛教信徒应该“奉上之礼、尊亲之敬、忠孝之义”,即应该尽孝尽忠,并以此作为弘教处世的根本;另一方面,出家僧侣乃方外之宾,既己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自然也无须对天地君亲感恩戴德,以礼敬作为报答,因为“凡在出家,皆隐居以求其志,变俗以达其道。变俗,服章不得与世俗同礼;隐居,则宜高尚其迹。”

    慧远这一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争取沙门不敬王者的特殊礼遇,以便获得国人对佛教的特殊尊重,从而使佛教对王权秩序和礼仪教化发挥更为特殊的影响力。所以,慧远认为:

    内乖天属之重而不违其孝,外闲奉主之恭而不失其敬。……如令一夫全德,则道洽六亲,泽流天下,虽不处王侯之位,固己协契皇极,大庇生民矣。

    虽然表面上看,沙门内缺事亲之孝,外缺奉主之恭,但实质上却不违其孝,不失其敬,且有拯救灵魂之功,其作用不亚于在家尽孝,事主尽忠,有“所以重资生助王化于治道者”的用处。因此,慧远劝统治者应有更远大的目光,不必计较礼仪上的一点差异,因为“道法之与名教,如来之与尧孔,发致虽殊,潜相影响;出处诚异,终期相同。”

    由于慧远的劝说和影响,恒玄后来放弃了沙门必须跪拜王者的要求,佛法与世俗王权取得了重要的一次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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