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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名求位”与“息心遣累”

2020-05-01 13:44:19 点击数:

    沈约有着十分强烈的功名之心,《梁书·沈约传》载曰:“(沈约)自负高才,昧于荣利,乘时藉势,颇累清淡,及居端摇,稍弘止足。每进一官,辄殷情请退,而终不能去,论者方之山涛。可见沈约对于功名荣利的追求。这种追求虽不能说完全来自儒家,但大体与儒家积极人世、兼济天下的态度相一致,却是不错的。实际上,沈约也是以儒家思想来解释这种追求的。《高士赞》载:

        《易》曰:“圣人之大宝曰位。”非学则不得也。学所以行其志,孝、涕、慈、仁、信、义是也。虽诵先王之典谈,而不行其志,圣人之大宝,亦不可得也。要须学行兼有,然后取之。

    可见,沈约将学、行视为获取“大宝”的手段,并将这种行为与儒家思想联系起来,证明其合理性。在沈约看来,通过学、行以获取“圣人之大宝”—“位”—是十分符合儒家精神的。因此,可以说,沈约“干名求位”的行为是儒家精神的体现。从这一角度来看沈约年幼时“笃志好学,昼夜不倦”的行为,便可以得到一种较为合理的解释:沈约之所以读书刻苦,以至于其母恐其“以劳生疾”而“减油灭火”,目的在于求位,即获取功名。

    沈约如此汲汲于功名,与他的家族传统应该有一定关系,其祖上大多具有出将人相的雄心壮志。沈约的伯祖父沈田子率兵抵抗姚乱大军,敌众我寡,却主动领兵冲杀秦军,即以“封侯之业,其在此乎”,来激励将士。其父沈璞在魏兵大军压境之时,巍然不动,劝诸将士曰:“此是吾报国之秋,诸君封侯之日。沈约在这样一种家族环境中长大,而且身负振兴沈氏家族的使命,所以其干名求位之举便十分合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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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沈约所言,求取功名的关键在于“学、行兼有”,那便可以从学、行这两个方面来对其进行分析。首先看沈约之“学”。总体来说,沈约还是以儒术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其在《弹王源文》中自称“臣实儒品”。汉末以后,儒学虽然遭受极大的冲击,但东晋至宋齐两朝,统治者有意提高儒家的地位,儒学的影响还是很大的。沈约家传《左氏春秋》,其高祖沈警及曾祖沈穆夫都精通《左氏春秋》。沈约在齐朝担任国子祭酒,梁初时参议五礼,制定新律,协定官品,制作郊庙歌辞,为昭明太子萧统讲解《孝经》,这一系列工作,没有深厚的儒学修养是不可能完成的。史载沈约“好坟籍,聚书至两万卷,京师莫比,可以从侧面反映其儒学修养之深厚。
    再看沈约之“行”。沈约《丽人赋》载:“有客弱冠未仕,缔交戚里。驰鹜王室,遨游许史。这种奔走权贵之门的形象,用来形容沈约大概较为贴切。沈约起家奉朝请之后,于二十七岁得到蔡兴宗的赏识,被引为安西外兵参军,兼记室。蔡兴宗死后,沈约转投安西晋熙王刘燮,并在此期间结识了后来的齐武帝萧绩以及齐文惠太子萧长悬。宋齐易代之后,沈约追随太子萧长悬,被太子特别优待,并与竟陵王萧子良相善,结识了后来的梁武帝萧衍。由此可见,沈约基本上游走在权贵之间,一步一步走向权力中心。
    齐梁易代之际,沈约见萧衍有不臣之心,便主动劝说萧衍废齐和帝而自立。沈约将自己的心迹表达得极为露骨:“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禄。沈约之功,当然不可以尺寸计,他说服萧衍自立为帝,并拟好诏书,置好官位,劝说萧衍杀害齐和帝。萧梁建国,沈约居功甚伟,梁武帝曰:“成帝业者,乃卿二人也(沈约、范云)。
    沈约居开国之功,在梁初极受优待。梁武帝受禅之后,拜沈约为尚书仆射,封建昌侯,邑千户,又拜沈约之母为建昌国太夫人,“奉策之日,右仆射范云等二十余人咸来致拜,朝野以为荣,沈约的仕途生涯达到巅峰。然而沈约不太满足,仍想求得台司之位,朝廷都以为合适,但梁武帝不许。
    由此可以看出,沈约积极人世、干名求位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而这种态度与儒家兼济天下的精神是相当一致的。沈约也是以儒者自居,将求取圣人之位视为高士之行,并穷尽一生之力而为此奋斗。然而,我们既要看到沈约积极人世、求名求位的偏向儒家精神的一面,也要看到沈约归心佛教、息心遣累的偏向佛教境界的一面。
    此处“息心遣累”的“累”,是佛教用语,或称“尘累”,指烦恼恶业之污我缚我者,因烦恼恶业能染污、系缚心,故称尘累《楞严经》卷一曰:“拔济未来,越诸尘累。累”与佛教词语中的“漏”、“染”有相似之意,皆指无明烦恼,佛家讲求灭诸烦恼,断漏灭染,以达无累之解脱。《法华玄义》卷五之一曰:“光色渐减,譬十五断德无累解脱。慧远《大乘义章》卷二十《五分法身义》云:“言解脱者,据行方便免缚名脱,就实而辨,自体无累故日解脱。皆指灭诸俗累,以达无累之解脱。
    沈约信仰佛教,且熟悉佛典,当然希望灭诸俗累以达解脱。《忏悔文》日:“若不本诸真谛,以空灭有,则染心之累,不卒可磨。今者兴此愧悔,磨昔所染;所染得除,即空成性;其性既空,庶罪无所托。ff[2](P238,沈约希望通过忏悔以磨灭染累,即空成性,从而脱离业报之苦。因此,沈约集中多有息心遣累之辞,《述僧中食论》曰“(过中不餐)此盖是遣累之签蹄,适道之捷径”《内典序》曰“遥然自得,漏累烟销”《舍身愿疏》曰“约今谨自即朝至于明旦,排遣俗累”
    沈约所谓“排遣俗累”,很大一部分是指消解功名利禄之心。《述僧中食论》曰:“人所以不得道者,由于心神昏惑;心神所以昏惑,由于外物扰之。扰之大多,其事有三:一则势利荣名,二则妖妍靡曼,三则甘脂肥浓……万事云云,皆三者之枝叶耳。沈约将“势利荣名”视为扰乱心神之“外物”,认为应该断此俗累。《郊居赋》中也有相似的意思,“不慕权于城市,岂邀名于屠肆”,“固无情于轮灸,非有欲于康庄”。之前所汲汲追求的势利荣名,在沈约看来不过是扰乱心神的“累”、“漏”,是需要灭尽以达解脱的。所以沈约说,“不自已而求足,并尤物以兴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fC2](P8)。其实,不仅是“昔士之所迷”,沈约自己也执迷于势利荣名,但他以此为累,希望灭此俗累,所谓“排外物以齐遣,独为累之在余”是也,所谓“遥然自得,漏累烟销”是也。《八关斋》一诗中,沈约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因戒倦轮飘,习障从尘染。四街道难辟,八正扉犹掩。得理未易期,失路方知险。迷涂既已复,豁悟非无渐。ff[2J(P365)沈约认为以前在尘世所染得的“习障”(累),是“失路”,是“迷途”,漏累烟销之后,方是正路,《郊居赋》中所说“欲息心以遣累”,大概也是这个意思。
    由此可见沈约身上儒佛思想的交汇与融合,一方面,他以儒家人世精神而干名求位,一方面又以佛家出世精神而息心遣累。总而言之,两种完全相反的人生境界并没有水火不容,更多地显示出一种融会贯通、合而为一的倾向。沈约在仕途鼎盛之时,能以佛家“息心以遣累”的思想来消解名利之欲,在宣称“栖余志于净国,归余心于道场”之后,仍旧为“不载于良史之笔”[2](P10)而遗憾叹息。总之,儒佛两家思想在沈约身上合而为一,构成了沈约独特的思想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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