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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唯识宗对于人的意识形成的分析

2020-05-01 13:29:15 点击数:

    启示清末民初的佛教文学家热切关注文艺这种社会意识形态。人的偏见是在漫长的日常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但往往是身处其中浑然不觉。而文艺由于它对于人的认识和精神境界具有熏、浸、刺、提之功,这更加深和强化了人们的偏见和习惯。中国的传统小说影响国民人格甚深,即是一个突出的例子,所以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特别夸张地提出,“欲新一国之民,必先新一国之小说”,这就不足为奇了。佛教对于文字的负面意义是有清醒认识的,它不仅指出文字具有遮蔽真理的作用,而且还担心学佛者因沉迷于文字而影响乃至阻碍修行,所以才会有“不立文字,以心传心”之说。王阎运在为八指头陀诗集作序时说:“寄禅得慧而能兼文理以为诗,可谓稀有。虽然,慧亦业也,法亦业也。散花所以供养,何故反以着衣为结习?众无花业故,故亦无花慧。知此,而寄禅可为诗,亦可以不为诗矣。”言外之意是说,八指头陀德行圆满,可以道传,不必以诗传。不过,佛教也并不是完全排斥文字,“夫法尚应舍,何况言语?然世尊相好妙音,皆尝示见,供人赞仰,生人信向’,。也就是说,佛陀本人就是一个善于运用文字进行启蒙的宗教家。可以说,在国弱民穷、百废待举的时代,正是启蒙思想的广为传布,才使得佛教文学家更多地从正面看待文字的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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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指头陀在学诗前,曾批评喜爱写诗示人的精一和尚,是出家人不守本分,但后来他自己也爱上了这世谛文字,且一发而不可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他“我虽学佛未忘世”的菩萨情怀和启蒙观念。太虚学佛伊始,即好写作,《太虚全书》七百万言,其中括许多诗歌、小说与随笔,而他爱好创作,也是因为“愿将文字有为法,传作光明无尽灯”(《彰化昙华堂即席答施寄庵。吟咏性灵、宣讲佛理、讽喻时事,这本是中国古代佛教文学三个重要主题,但在千百年的佛教文学发展史上,前两个主题被视为正统,而讽喻时事一直被认为与出家人无干,所以寒山拾得一类诗僧始终不如皎然一类显赫,甚至被视为异类。清末民初启蒙思潮大为流行,讽喻时事的主题才被佛教文学家特别看重。民初创刊的《佛教丛报》仿禅宗公案,每期都在每个栏目转换页上或刊载一个故事、或刊载一首诗歌,来展示刊物的宗旨和意向。1914年第11期刊载了一则题为《咏花讽谏》的故事,其文曰:“后晋江南李后主,召法眼禅师入内庭。时牡丹盛开,主李诗。师乃颂曰:‘拥鑫对芳丛,蒜来迥不同。法从今日白,花是去年红。艳异随朝露,馨香逐晚风。何须待零落,然后始知空’。主叹悟讽意。赞曰:味诗意,忠爱油然溢于言表。惜后主知而不用,终不免梦里贪欢之悔耳。彼号为诗僧者,品题风月,敝精推敲,而无裨于世。以此较之,不亦黄金与土之相去耶。”由此可见,当时学佛者对于佛教文学功用的看法已发生的变化。这显然是时代使然。在启蒙时代,佛教僧倡尚且如此,梁启超、陈天华、蔡元培都不惜时间做自己并不擅长的小说来作“狮子吼”,以宣传革命,自不待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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