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青烈士陵园电话

相关文章

网站热门关键字

殡葬法规

佛教文学家的共同的精神导师

2020-05-01 13:25:11 点击数:

    佛教十二因缘的无明观念使佛教文学家深刻意识到国民精神启蒙和心性改造的必要和重要。无明即是遮蔽,即是黑暗,遮蔽必须启开,黑暗必须照亮。所以清末民初之际,在政治态度上无论是革命派还是保皇派,佛教文学家在启蒙的必要性上所见略同。作为清末民初一批佛教文学家的共同的精神导师,杨仁山居士典型地经历了由实业救国到拯救人心的思想转换过程。他早年好读奇书,通博历算、天文、舆地之说。青年时曾在乡里襄办团练,在军门辅佐军事,也曾就江宁筹防局掌管江宁工程和经理汉口监局工程,他“所办工程,费省工坚,轶其济辈”,显示出优秀的工程人才素质。中年后,他曾随曾纪泽赴欧洲考察,虽然“精究天文显微等学,制有天地球图并舆图尺,以备将来测绘之需’,,做的是科学的事业;但对富国强民途径的认识却发生了本质性的扭转。他以一种深邃而独特的目光从欧洲近世的发展看到的不是科学,不是实业,而是人心。他认为社会治乱、国家兴衰之根本在于人心,以为治心乃是治本。他在《南洋劝业会演说》中写道:“世界各国皆以宗教维持世道之心,使人人深信善恶果报,毫发不爽,则改恶迁善之心,自然从本性发现。人人感化,便成太平盛世矣”。所以自欧洲归来,遂不再与政界和工商界往来,而是全心全意做刻经的事业去了。杨仁山居士“治心”的独特见地无疑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弟子。所以,谭嗣同曾说:“心之力量,虽天地不能比拟。虽天地之大,可以由心成之,毁之,改造之,无不如意。”要改造社会,首先就要改造人心。梁启超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直接提出“新民”的主张。

                            长青烈士陵园,上海公墓,太仓公墓,上海墓地,

                          

    至于极力鼓吹种族革命的章太炎提出“今之立教,必以自识为宗”,也是从个体国民精神改造的角度思考宗教救国。苏曼殊自述自己先后在苏、湘、皖等地从事教育,“振铃执鞭,慈悲慷慨,诏诸生以勇猛奋迅,大雄无畏,澄清天下。故其弟子多奇节孤标之士”。这就更是以佛教文学家身份身体力行去从事启蒙工作了。在文学上,苏曼殊以僧倡之身,爱好西方“摩罗”诗人拜伦,1908年冬天,“一时月夜照积雪,泛舟中禅寺湖,歌拜伦《哀希腊》之篇,歌已哭,哭复歌,抗音与湖水相应,舟子惶然,疑其为神经病作也’。后来他亲手译出拜伦的代表诗作以飨国人,且赞扬拜伦“是一个真挚热情的自由信仰者”,赞扬他“赴希腊去,帮助那些为自由而奋斗的爱国之士’,,③也就是希望能在国人的心中培植起这种勇于叛逆和追求自由的人格精神。而此前不久,热衷于发启蒙之新声的鲁迅,也发表了《摩罗诗力说》一文,力推拜伦,期冀通过推举拜伦的崇拜强者而力抗强者的伟大人格,来改造病态的中国国民性。鲁迅在东京从章太炎问学,苏曼殊翻译拜伦的诗是在章太炎东京的寓所,两人相似何其乃尔,这恰恰说明:以后的新文学家和清末民初的佛教文学家在国民启蒙这一点上早就结下了不少因缘。值得指出的是,女性启蒙者是“五四“后新文学运动启蒙主题的一个最为重要和显著的内容,而佛教文学家吕碧城即是近代中国女学的倡导者和兴办者。1919年,吕碧城刊刻了《碧城诗稿》,集中有《写怀》一诗:“大千苦恼叹红颜,幽锁终身等白安得手持三尺剑,亲为同类斩重关。”“任人嘲笑是清狂,痛惜群生忧患长。无量河沙无量劫,阿谁捷足上慈航。”“苦海超离渐有期,亚东风气已潜移。待看廿纪争存日,便是峨眉独立时。”一面是大千之苦,一面是红颜之苦;一面是捷足慈航,一面是峨眉独立,在这位清末民初中国女学先驱者身上,佛教慈悲怀世的人生态度和女性启蒙的观念就这样紧密结合在一起。

相关内容
在线留言
    网站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