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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与心法

2020-05-01 13:21:46 点击数:

    西方18世纪的启蒙运动是以理性与科学精神为旨归的,因而启蒙运动几乎是理所当然地把西方基督教这种宗教文化视为自己的天敌。启蒙主义思想家霍尔巴赫在《自然的体系》一书中指出,神学,这种关于超自然事物的学说,是经验的天敌,是自然科学进步不可逾越的障碍,它只允许物理学、自然史和天文学通过迷信的恶毒的眼睛去看待一切,而不允许它们用其他观点看待任何事物。所以,人必须摆脱一切偶像,摆脱关于事物的原始原因的一切幻觉,一劳永逸地除掉上帝、自由和不朽等概念,与全部唯灵论实行彻底决裂,只有这样,自然的合理秩序才不致遭受由这些概念构成的超自然世界的经常干涉的威胁和颠覆,人类才能按自己的观念安排和建立世界。由此可见,基督教文化与启蒙精神之间的紧张关系。佛教也是一种有着严格戒律的宗教,但很有意味的是,除了民间佛教有时会被启蒙主义者当作迷信批判外,佛教文化与启蒙主义的关系一直十分密切。不仅清末民初许多佛教文学家本身就是启蒙主义者,而且也表现在启蒙主义者的许多理论主张都是通过佛学的观念或思维方法来表达的。其中内在的逻辑理路既明确又深刻,这是因为佛教倡导无我无相,反对偶像崇拜,佛陀不是天生的神,而是通过修行而证得的大觉悟者。人人心中都有佛性,只要明心见性,就可立地成佛。所以,佛教文化是与启蒙精神相通的文化,佛学也是最适宜于启蒙运动借鉴的思想学说。当年佛陀咖跌菩提树下冥思苦想,终于大彻大悟,从十二因缘上推,‘懂得世间诸苦的根源在于无明,于是跃身而起就遍及天下传道去了。这一宗教的创始原由本身就说明,从宽泛的意义理解启蒙,佛教就是一种启蒙的宗教,佛学就是一门启蒙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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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学之所以是一门启蒙的学说,乃是因为佛法即是心法。佛法之始,在于正念,佛法之终,在于正觉。所以佛法的始终都是对于心的关切和要求,关切人心是否获得正确的信念和见解,要求人心通过觉悟提升到智慧的境界。对于这一点,清末民初的佛教文学家不仅十分重视,而且有着深刻的认知。所以他们自己习佛往往都是从唯识入手,谭嗣同认为“仁是天地万物之源,故唯心,故唯识”,而要得仁,就要用佛家的慈悲智慧,“除我相”、“断意识”、“泯灭机心”使心力交通,人我合一,这样,仁才能“豁然体现”。章太炎“少时治经,谨守朴学”,后来因苏报案被清廷下狱三年,在这期间,他专修唯识,深得大乘趣旨,以致太虚大师称赞他“不但精于小学,且能明通于诸子,其作述如原名、明见、齐物论释诸篇……盖因为他精于佛学之因明、唯识,用佛家之因明、唯识,为研究诸子之方法,始能融会贯通故也’,。②梁启超对于唯识学说也是赞赏不已,坚信不易,他在散文((,准心》中,将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佛学观念发挥到极致。“天下之境,无一非可乐可忧可惊可喜者,实无一事可乐可忧可喜者。乐之,忧之,惊之,喜之,全在人心。”“同一月夜也,琼筵羽筋,清歌妙舞,绣帘半开,素手相揣,则有余乐;劳人思妇,对影独坐,促织鸣壁,枫叶绕船,则有余悲。同一风雨也,三两知己,围炉茅屋,谈今道故,饮酒击剑,则有余兴;独客远行,马头郎当,峭寒侵肌,流潦妨毅,则有余闷。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与杜宇声声不忍闻,欲黄昏,雨打梨花深闭门,同一黄昏也,而一为欢憨,一为愁惨,其境绝异。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与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同一桃花也,而一为清净,一为爱恋,其境绝异。”故“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幻,惟心造之境为真实”。同一物,同一境,同一事,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忧者见之谓其忧,乐者见之谓之乐,每个人看待、体验事物的角度都有不同。确实,对心识的强调是佛学也是西方18世纪理性启蒙的逻辑起点。康德曾对启蒙概念下过一个经典定义,他说启蒙就是“使人摆脱其自我原先的未成年状态。未成年状态意味着无他人指导不能运用自己的悟性’,。不能运用自己的悟性,就是不能觉悟和明心正念,所以启蒙主义者所谓的“未成年状态’,转译成佛学语汇,就是无明状态。可见佛学也好,启蒙主义也罢,都是由怎样使众生摆脱心识的无明状态出发的。

    值得注意的是,启蒙主义和佛学的逻辑起点乃是心识,而其逻辑推演的终点也依然都是心识。启蒙主义者认为现在之所以要启蒙,乃是因为长期以来宗教神学遮蔽了人们主体思想的自由,所以启蒙主义的理想是人的理性的确立。而佛学之所以自古以来就强调开发民智,是因为人生被造物所惑,纷纷执著于世间虚空而无自体的事物,个人之心性都处于偏执状态,所以佛学的理想就是人的智慧的提升和心性的觉悟。当然,从心性起点通往心性终点,启蒙主义和佛学之间的过程和内容是不一样的。启蒙主义相信和提倡的是科学的实验精神和理性的逻辑方式,而佛学的唯识宗提出的是“转识成智”的修道法门,也就是将有偏执的见识提升为圆融不二的智慧。以这种智慧体察和对待事物,就能克服和破除人们在世俗生活中养成的浑然不觉的偏见与习惯,正所谓“有漏杂心因莫造,众生同业果须酬。漫漫长夜沉沉梦,一念圆明便不铸”(太虚:《答黄卧松居士》)。1914年太虚在普陀闭关,闭关前曾写诗自励,“世相本空离寿夭,人心积妄计方圆”,“此心根喜便根忧,恰是低昂称两头”,“但得此心同赤子,自然垦地不虫伤”。所谈都是如何修养心性、提升智慧的事。而据他自述,他闭关时所携书目包括一套新出的《民国经世文编》,有章氏丛书、饮冰室全集,有严复翻译的各种哲学、心理学、论理学、社会学等学科的西方著作,还订阅了时下著名的新学杂志《东方杂志》和《教育杂志》。可见,他的闭关看似坐禅,实乃是一次西学与新学的自我启蒙。出关后,他就创办学院从事教育,巡游各地讲经说法,宣传自己的佛教改革思想,同时也与各地信仰佛教的社会名流、政经要员广为交往,结文字缘,用诗文将人间佛教的理念推向社会,产生了积极有力的影响。当然,近代以来中国的启蒙主义思潮是以民主、科学等西学思想为特定内容的,并非要向广大民众宣扬佛法,但佛法作为心法,它对于心智的强调,对于转识成智、转迷成悟的启蒙方式的设计,无疑给清末民初中国的佛教文学家以极大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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