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公墓热线

海湾新闻

网站热门关键字

殡葬文化
您现在的位置:首页 » 奉贤公墓 » 海湾寝园 » 海湾新闻 » 殡葬文化

    出入儒佛之间,融通儒释,是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特征。造成这种文化现象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三教合一,是唐宋以来中国主体文化发展的总趋势,也是明中后期佛教文化发展的总趋势。其二,明中后期的居士有很大一部分人出生于士大夫阶层,他们原本受过良好的儒学教育,故而他们饭依释门后,成了典型的“由儒入释”的居士,在生活方式上他们多是“西林禅人东林弟,朝作新诗暮作倡”者,儒生袖子”、“儒衣僧帽”,亦僧亦儒。而在哲学观和理论体系上又时常会表现出援儒入佛、圆通儒释的特征。如太仓居士管志道澄之从为,处理儒释关系的良策就是包纳、通融,“使儒不碍释,释不碍儒,而至于事事无碍以通’,广东居士杨起元(贞复>认为“孔子之旨,亦佛之髓也。薛大春沉初潮习举子业,遇见老庄书及《维摩》、《圆觉》诸经,辄以孔孟语录格义诊释,并认为三教同源。

    有的居士又从经世、出世的角度强调儒释二教的一致性,如赵贞吉伏洲)晚年著《二通;,认为儒学是经世之学世通天佛教是出世之学(出世通)。但二通如车之二轮,缺一不可。于出世之体,出世者不忘乎经世之用。“经世者不碍。

                       上海海湾园,上海公墓,奉贤公墓,上海墓地,

                         

    明代的居士不仅在理论上倡言融通儒释的论点,而且在行为上遵循以儒为体、以佛为用的做法。因此在这些居士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具有的高僧兼循吏的两种品格。如丁明登检IJ虹天曾官衙州知州,“所致辄以佛法劝人,法应杖责,听纳米以赎。瞻诸狱囚,遇夏月修狱舍,给诸囚香蕾饮葵扇,冬月与之椒姜,择医视病者,人与念珠一串,教令念佛’,。吴县居士周顺昌憬文伪福州推官时以慈悲临民,尝曰:“为刑官六年,从不敢一用夹棍周内人也”。后迁为文选司员外郎,其更“绝请托,抑侥幸,馈问一无所受”。在官任上“不携妻子,从家奴六人,日需米五升,钱十枚而已”。公务之余,日诵佛号千声以为常课。太仓居士徐坤诚民)曾对典狱官说:“好劝众囚,各称阿弥陀佛。能称阿弥陀佛者,合狱都出罪;不能者,但令持佛字”。又令典狱官于狱所四门各树一牌,庭中树三十六蟠,各大书阿弥陀佛,又命各囚在胸前书一佛字。看得出,这些人都是反对苛政峻法,主张以儒家的“仁政”、“忠恕”之道,融通释氏的慈悲、大爱精神,以之作为临民治狱或化导社会的思想武器。

    明中后期居士伦理体系中的儒家思想,突出表现在孝梯观、性善论等几个方面。

    孝梯是儒家的伦理思想之一,按照朱熹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善事兄长为梯”。明中后期居士重视孝梯,尤其强调孝道,视之为修己教人、安邦治国之本。如严钠,对父母“晨夕洁餐孝养,人以为荣。戈以安“事亲孝,好行阴德’,。 郝熙载事双亲甚孝,又“为人忠信不欺”。管志道澄之)以为,“欲护持佛法,当知三重:一曰德行,二曰愿力,三曰知见。德行欲密,大而忠孝全德,细而辞受纤行,无败缺也’,。管氏将忠孝行为看成是护持佛法的主要德行。甚至如袁黄(了凡便认为,明季天下不治,是官不行仁政,民不举孝道的结果。

    人性善恶说,向来是儒家与其他各派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儒家认为人性本善,“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明中后期的居士多从佛性论、慈悲观出发,对儒家的性善论予以阐发,如新安居士吴继勋佣卿)“嗜善若渴”,认为行善才是真学佛。吴县居士袁黄(了凡)曾著《诫子文》行于世,其中的《积善篇》是专门讨论积善的真假、端曲、是非、半满、大小、难易的,袁氏对善行的解说,都是以儒家的J陛善论揉合释氏的佛性论、功德观而成的,是开给人们的一剂修身、养性、积善、建功德的药方。袁黄曾发誓要做成“万功行”,又著《阴r}}录)),被袜宏改编为《自知录}),成为以佛教为主体的劝善书。它把世间思想行为判为善、恶两门,善的内容包括忠孝、仁慈、三宝功德等;恶的内容则是不忠不孝、不仁不慈,三宝罪业等。实际上是将封建伦理规范完全融解到佛教的说教之中。明末以来,由居士或僧人撰写的这类劝善书在民间广为流传,给社会风尚以深刻影响。

    明中后期众多居士所倡导的这股修禅学儒、圆融三教的学风,不仅冲击着官署、狱所、书院、民里,还直接冲击着科场这块思想变革的死角。万历十五年(1587礼部奏称:“近日士子为文,不用六经,甚取佛经道藏,摘其句法口语为之,敝至此极”。南京刑科给事中徐桓也说:“国家取士,必以圣贤理奥发明为佳,近来士子忘正雅而务票l窃,陋经传而尚佛老,难僻子书,偶一牵合,遂称名家,其于圣贤白文大义,茫然不知所谓’,。这些封建的卫道士们不明白“陋经传而尚佛老”的文风,恰恰是唐宋以来三教融通的必然结果,又是万历以来士林佛学所推动的儒释合一新文风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