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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士佛教的概况

2020-05-01 12:18:05 点击数:

    中国汉地佛教,经历了唐代的鼎盛,北宋的整体维持、相对发展以后,自南宋始渐趋式微。朱明建国之初,有鉴于元代崇奉藏传佛教的流弊,转而支持汉地传统的佛教各宗派,因此禅、净、律、天台、华严诸宗逐渐恢复发展。但朱元璋早年出身僧倡,亲自目睹了元代佛教的狠杂,故对佛教有意加以整顿。整顿的措施有:建立套盒式的四级僧官体制,加强对僧尼的控制;实行普给度蝶的办法,严格剃度制度,打击私度;编订周知板册,强化僧籍管理;拆并部分寺庙,严禁私创寺院庵堂等。从佛教发展的角度看,这些政策可谓是双刃剑,一方面清整了佛教内部的若干流弊,另一方面又给明代佛教的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特别是洪武二十四年(1391朱元璋颁布青教录)),捕杀僧倡中所谓的“胡党”,将天下名僧智聪、宗油、来复等64位僧人打为“叛党”,或以极刑处死,或被罚作苦役僧折磨而死。故自永乐始一直到隆庆时期的百余年间,佛教各宗都是僧才奇缺,呈一片衰微,有人称当时的衰微景况是“洛阳伽蓝,甚鲜巨德;荒村野寺,声微棒喝”。但从明神宗万历初期始,佛教又呈现复兴气象。万历佛教复兴局面是在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的共同维持下创造的,这个时期最重要的僧人有云栖袜宏(1535一1615、紫柏可真(1543一1603憨山德清(1546 -1623、藕益智旭(1599 -1655被称为万历四高僧。除僧人外,在家居士的倡佛弘法也形成一种风气,明中后期的赵贞吉伏洲)、严钠(C卿)、李赞淖吾)、袁宗道帕修)、袁宏道(中郎)、瞿汝翟沉立)、袁黄(了凡)、焦站溺侯)、钱谦益敢斋>},都对佛学有相当研究。明中后期士林佛学的整体情况,可以从彭绍升所著翻舌士传》中窥出梗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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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绍升,清代江苏长洲人,又名际清,字允初,号尺木,别号知归子,自号二林居士。出身士族家庭,乾隆进士,举知县不就。尝读先儒之书,通宋明理学;后习道士修炼之术,三年而无成;因读藏经,转而信佛。受菩萨戒,素食净行,平身致力于净土宗的弘传,晚清净土昌盛,彭氏实有开启之功。主要著作有《二林居士集》、《一行居集》、《善女人传》等,但为后世学人所倚重者为翻舌士传。

    锯士传》共56卷,全篇收辑在《断续藏》中,自37至53卷基本为明万历年间至明末居士的传记,我们统计得有68人的正传及34人的附传,均记载的是明中后期居士的情况。自然这入传的100多名居士,只是彭氏以自己的学术眼光或舍取标准而选入的,其实尚未入传的居士还有很多,如明末的钱谦益,他的佛学造诣很深,与高僧袜宏、德清、真可的关系都很密切,钱氏还对明朝佛教的重大事件多有考证,曾作镰清教录)),透露了洪武“清教”并非整顿佛教而实为“清党”的史实,成为今天我们了解洪武清教实质的一篇可信资料。但这样一位翘楚级佛学大师竟不得入传,不知何故。

    从社会地位而言,明中后期的居士有较大一部分属于士大夫阶层。台湾的圣严法师在《明末佛教研究》‘书中,曾辟专节列出了明中后期居士功名地位表,虽此表率多疏误,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明中后期的居士大多属于文人士子阶层。就上揭68位正传人物的情况而言,进士出身者27人,举人2人,国子监生6人,诸生7人,中官1人,出身失载者25人,堪谓名儒显官,不乏其人。如赵贞吉,曾官礼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严钠墩卿天累官侍读、吏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又如陆光祖与绳天官达吏部尚书,殷迈时训瘤至礼部侍郎,陈攒诞裸)曾官刑部侍郎,蔡承植魄庭)官至太常寺卿。这些朝廷显贵们一面做官,一面奉佛,与当时的高僧以师徒或宾友相待。从这个角度说,明中后期的士林佛学乃是遁入空门而不甘寂寞的上层僧人与种种官僚在都市的结合。这种结合产生了两种显著的效果:一是对整体社会风气产生巨大的影响;二是对佛教护持起重大作用,推动了明末佛教的复兴。如隆庆万历年间,袜宏“以净土法门倡于云栖,俨墩卿实为外护,。真可、密藏倡刻嘉兴藏,也多得力于袁黄仔凡)、陆与绳洗祖)、冯梦祯、陶望龄等人的护持。万历前期,少林寺住持无言正道在京弘法,京师官绅随之学禅如狂,官员曾凤仪、陆与绳、焦站、王锡爵等都与无言正道关系亲密。这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以来居士佛学兴盛的梗概。当时许多朝廷显贵皆学道参禅,出禅入儒,推动了明后期佛教的复兴。对佛教的发展来说,高僧的弘法与身居要职居士的护持都是缺一不可的。但明中后期的居士更多的是弃官或罢官的失意士大夫、困顿科场的士子、乡里的文化人,从这个角度看,明中后期的士林佛学又是逃世的文人与中下层僧倡在山林的结合。这种结合,推动了民间的净土信仰,其影响直至清中晚期和民国初年。

    明中后期的名居士,大多出生在江南地区,《居士传期沂歹J有籍贯可考的共75名,以省籍划分,江苏居于首位,有严钠墩卿)等31人;浙江次之,有陆与绳洗祖冷17位;湖北又次之,有袁氏三兄弟等6人;北方省籍者仅有5人。而江浙地区中又以常熟、钱塘、吴县、太仓、昆山籍的居士最多,故而顾炎武曾称:明中后期的江南文士晚年多学佛。究其原因,这既与明中期以来江南城市经济的发展及社会教育的发达不无关系,同时又与南宋以来佛教文化中心的南移有内在的联系。

    明中后期居士的修持方式最主要的为两种:一是念佛参禅,二是诵经并潜研佛理。

    念佛参禅,即从修持净土到禅净融合,是明中后期居士学佛最常见的法门,如严钠墩卿)“奉佛法,归心净土’,。 王尔康植安)“修念佛三昧,复参求宗要,每夕端坐至晓,自谓不过弹指顷”。!’]戈以安曾与僧元素“结春秋二社为念佛会,诵《华严经》”。又“习禅诵,晨夕不辍”病笃之际,于僧共唱佛号而逝。朱纲“专修净业,日诵佛名三万声,积十五年”而不辍。袁宏道(中郎期寸病归家后,“初学禅于李卓吾,信解通利才辩无碍。已而自验曰:‘此空谈,非实际也’。遂回向净土,晨夕礼诵兼持禁戒”。他又和兄弟合著《西方合论圆融性相入不二门)),该书的宗旨就是圆融净、禅二宗的差别,宣扬净土、反对狂禅。他有侄子年甫十三,病癖将死,他令念佛,往生佛国净土。而对净土的推崇,可集中反映在袁宏道的一篇倡中,他在《西方合论》卷三中写道:“一心念阿弥,莲花念念生。此是常寂光,非报非方便。作是观为止,勿妄生分别。禅教律三乘,同归净土海,一切法皆入,是无上普门”。

    明中后期的居士除修持净土行外,还撰成了多种普及净土的通俗性著作,在社会下层中弘扬净土法门。仅锯士传划沂见者,有《净土十二时歌》、《净土四十八问》、《净土资粮集》、《净土诗》等。

    明中后期士林佛教教义的研究,以研讨《楞严经》、《金冈}J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等经典为最盛,居士们在诵念佛经的同时,又潜研佛理,撰成论著,对诸经旨要多有探啧发覆,故而圣严法师曾说:“明朝的佛教著作,不论出于僧倡或居士者,凡有相当价值的,几乎都在明末”。现存明中后期居士研究佛经的著作,尚有数十种,我们对读锯士传橱口《断续藏》的目次发现,其时入《传划舌士的著作被收入《断续藏》者,计有17种94卷,其中近一半是疏证诊释((严经>?《华严经》的,主要有李赞淖吾)的(($严经合论简要})) 4卷,曾凤仪的懈严经宗通》10卷、《楞伽经宗通》9卷,焦站溺侯)的((严经精解评林})) 3卷,瞿元立妆翟)的《指月录》犯卷。另外,未入《传》居士的著作被收入《断续藏》者,又有25种153卷,主要有钱谦益的懈严经疏解蒙抄》36卷,凌弘宪的《楞严经证疏广解点释》10卷,陆西星的懈严经述旨))10卷,《楞严经说约}))1卷,杨起元的《维摩经评注》14卷,朱时恩的揪教纲目》42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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