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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佛教居士林”规定

2020-05-01 12:02:55 点击数:

    民国期间,上海不仅存在大量从各地涌入的难民,而且还存在为数众多的缺乏稳定收入来源、需要靠社会救济维持最低生活的居民群体—城市贫民②。这些难民与贫民在民国上海城市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群落,其集中居住地就成为所谓的棚户区。关于当时沪上棚户区的具体情景,美国学者韩起澜(Emily Honig)在其《苏北人在上海,1850-1980》一书中转述了当时一个西方游客的见闻。

    上海棚户区不同时间在不同地区出现,民国期间随着上海东区杨树浦、西区曹家渡和小沙渡(沿苏州河)等地的各种工厂的建立,来厂工人往往就在附近区域建起了棚户区。20世纪30年代“药水弄”曾成为拥有1000多草屋的棚户区。1932年和1937年日本进攻上海期间,棚户区迅速扩散,尤其是闸北区出现了大量的棚户区。这些棚户区的贫民不仅无钱治病,甚至衣食也成为问题,因此面向社区的慈善救济非常急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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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城市贫困社区的救助需要,民国期间上海的众多慈善团体都将施医、施药、施衣、施粥、施材等社区慈善服务作为自己的慈善内容,居士佛教组织也将这些服务形式纳入自己的慈善范围之中。作为民国上海居士佛教最大组织的“上海世界佛教居士林”与“上海佛教净业社”,均积极展开了施医、施药、施茶、施粥、施材等常规性活动,并专门成立了“施医;,“施材处”等相关部门负责组织、管理、运作。通常,这些部门都会制定具体的章程,有序按章进行活动。女马“世界佛教居士林”规定,其“慈善部”下设施医处、施材处、放生会、灾协会、佛教公墓(设慈善部办理之)。女马“世界佛教居士林”下设的“施医给药处”,除在居士林林所、居士林附近沿街设立“施医给药处”外,还聘请义务医生,于不同街道设立分支的“施医给药点’。‘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材处”在施送棺木的同时,还兼施诊给药并酌办施米、施衣、施茶等,并且该处制定了详细的《章程》,实行“会员制”。施材处章程规定,施材款项由会员定期缴纳及接受其他特捐,该处每月、每年均编印施材报告,说明常捐与总捐款项。净业社专门制定了《慈善部简章》,规定了施医给药及施衣、施米等具体办法。其中包括,每逢冬令施衣、施米之前,先派工作人员前往相关街区进行考察,决定最急需施救的街道及施给对象。上述这些慈善活动具有长期性、定时性、稳定性等特征,其资金主要来源于常捐、特捐、乐捐等,并充分尊重捐款人的意愿,指定用于“放生”的善款,就只能用于“放生处”,指定用于“施材”的,就只能用于“施材处”,不得挪作它用。

    “上海佛教净业社”和“世界佛教居士林”都在市区贫民集中的街区设立了施医、施材和施衣、施米处,经常性地提供一些社区服务,惠及社区贫民。当时慈善服务聘请的医生分两种,一种是特聘的专门医生,一种是聘请的义务医生。收费情况也分两种,一是全部免费,一是减免部分费用。居士林专门设置的施诊给药处一般费用全免,其所需费用由各方捐助维持;义务施诊给药点凭居士林出具的介绍信可获得半价或全免的待遇。如,世界佛教居士林施诊给药处刚成立时,主任为沈润秋居士,特聘医生有内科、外科、儿科三人,聘请的义务医生有中西医10余人。

    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医施药点已经分布到上海的不少街区。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施医施药在1937年抗战爆发前基本上进入到常态化,并且随着规模的扩大,前来就诊的贫病者人数也逐渐增多。据统计,1929-1931年中,居士林共施医给药13705人次,其中1929年2365人,1930年5437人,1931年6003人。而到了1934年,1-3月施医挂号的人数就有756人,6月份一个月就达到744人,7-9月即达到3093人。
    净业社在其社里设置了施医施药处,聘请了中西医,并于每日上午10时—下午3时坐堂问诊。费用方面,规定酌情收取号金或免除号金。就诊病人需用药品除本部酌备外科用药数种外,均应自向药铺购买;如实在无力购买者,或由本部随时给发,或由本部给予免收药资凭证向本部指定药铺照方领药。实在无钱看病的贫苦求医者可完全免费。此外,净业社还办理常年施药事宜,净业社慈善部制定的《佛教净业社慈善简章》规定:每逢夏令,酌送各种暑药;凡施送中西药品时,须由本部主任于药方上加盖小章,以昭郑重;施送中西医药品之医方,需备两联单,并编定号数,一联交病人持向本部指定之药铺领取药品,一联归本部存根。每逢月底由药铺开具发票,注明某药号及药资数目向本部算取价钱。据峥业社第一届征信录》报告称:“丁卯年(1927)施诊6217人,施医4121人,计划药价洋1520元,西药价洋259元。外种末药360元,药膏暑天急救各种药品77元。”
    此外,居士佛教慈善的难民收容所、慈善教养院等慈善活动,也是针对非常时期城市特殊群体所实施的社区性慈善服务。其中,为了救助因战乱逃到上海的难民,上海佛教净业社在1927年就成立了“净业社难民收容所”。有关此间的难民收容情况《净业月刊》第11期的《净业社收容所纪略》对此有较为详细记述⑤。净业难民收容所与当时的红十字会、工部局卫生处以及一些慈善个人之间进行了良好的沟通与协同,并接受这些组织与个人的钱物资助。与此同时,对于这两个收容所的管理,净业社还制定了详细的“收容所规则”,保证收容所的正常秩序,同时还明确组织领导,由关炯之、黄涵之任主任,由穆家楔、刘翰如、黄伯禹等负责总管理。此外,沪上最大的一次难民救助工莫过于1937年的“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据当年的《立报》所载,1937年10月初,上海的难民不下130万,这些难民大都露宿街头、无家无食②。当时沪上佛教居士主要依托于“上海慈善团体联合救灾会”(简称“慈联会”)下设的“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积极开展难民救助工佩“慈联会”主任为许世英,副主任为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为常务委员驻会办公,实际负责该会的救济工作。黄涵之、屈映光、赵朴初都是佛教居士身份,且都在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兼有职务。赵朴初是中国佛教会的主任秘书,且以“慈联会”常委身份,任收容股主任,负责收容所的设立、迁并、人员任免、教育及行政工作。以赵朴初为骨干的居士佛教难民救助工作,不仅制定了细致的组织结构,还积极争取海内外各界包括工人、文艺界、教育界、工商界、宗教界等各界人士的支持和帮助。
    民国前后,因鉴于当时上海城市中无父无母、无衣无食的孤儿甚多,由居士佛教组织出面创办的慈善教育也逐渐兴盛,其中亦以上海佛教净业社与世界佛教居士林最具代表。其中,世界佛教居士林林长王一亭不但以个人名义举办过众多慈善教育,还领导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了“第一义务小学”(后改名为“慧仁小学”);净业社先是由关炯之创办了“净业教养院”,后改名为“少年村”,由赵朴初具体负责。这些居士佛教慈善教育,不仅规模较大,而且还形成了自己的养教特色,是民国儿童慈善教育中不可忽略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世界佛教居士林的“惠仁小学”、净业社的“净业教养院”及其后来的“少年村”等,在组织形式上分别制定了董事会制度,并按照学校教学的办学规则制定教学与管理的专门性规章制度。如,世界佛教居士林创办的“慧仁小学”成立了董事会,聘请质量较高的有执业资格的教师任教,并制订了详细的学校规章制度和严格的升学制度;在教材的使用上除了通常的国文、算术外,还开设英语课和丰富的课外活动课,并特别“采用当时教育部审定各教科书中之含有道德旨趣适合造就新国民者”。由于办学富有特色,以致不少富家子弟也慕名入学,但“慧仁小学”一直坚持以招收贫困学生为主,并为贫苦学生减免学费,不足的费用则由居士林补贴或由校董募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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