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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化建构及其环节

2020-05-01 10:40:17 点击数:

    通过对佛教传人中国之后佛教宗派思想演变的梳理,我们不难发现,从出世到人世,从曲高和寡到日益大众化乃至世俗化,正是佛教信仰社会化建构的必然结果。

    社会制度环境对佛教信仰的社会化建构发挥着重大作用。当代中国佛教的发展就身处于这样一种格局之中。它们既是一种非国家组织,亦是一种国家认可的、正式的、甚至是一种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其成员虽然具有独特的信仰身份,同时亦是国家公民。他们在以自己选择、委身的信仰作为身份认同的基础时,同样也接受整体性的国家与政治认同。观察中国当代佛教的演变轨迹,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佛教的认同模式与佛教认同模式之间出现一定的差异。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中国佛教最初亦以“宗教文化”的策略性认同方式,再度进人了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之中,进而是以在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政治要求之下,获得了国家的认可,建构了它的合法性认同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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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群体层面,中国佛教信仰所体现出的鲜明本土化特色,成为中国民众最为直接参与和对话的信仰活动。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决定了他们的文化模式归属,这种归属意味着他们既受所属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塑造,同时也在塑造着他们归属的社会背景,并为其打上时代的烙印。这种社会成员与社会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交互过程,直接表现为认同或否定两种趋向,最终导致或是强化,或者放弃、改造等结果。

    沟通是社会化建构的重要手段。从学理上分析,个体的自我意识在本质上是一种实践意识,在实践中个体通过对社会文化一意识系统的体认和感知,分化出自我与他者。佛教及其文化作为社会文化一意识系统的一部分,与社会的主流价值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佛教的道德理念、道德规范、道德行为都蕴涵着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比如,佛教“五戒十善”,不仅是所有佛教徒必须共同遵守的,也属于文明社会所必须共同遵守的最基本道德准则。佛教的“五戒”符合中国社会一贯倡导的传统美德仁、义、礼、智、信。若淡化和剔除其宗教的或封建的观念,这也应该成为现代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基本内容。佛教特别强调“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提倡不以个人好恶、亲疏、利害,不以思想偏见、集团私利等来取舍,采取不正当的行为伤害、剥夺别人的权益,恶化生存环境,最终身获恶报。菩提心行的“利他”为特质,根本在于教化人们在心灵深处培植一种公平、公正的健康心态,培育一种善良、理智的生活态度,培养一种能够适度克制欲望、充分发挥爱心的道德情操。佛教还特别强调知恩报恩。《大乘本生心地观经》中提到:“世出世恩有其四种:一、父母恩,二、众生恩,三、国王恩,四、三宝恩。”在封建君主时代,国王是国家的象征,佛陀教导人们要报“国王恩”,即报答国家的恩德,这种佛教传统与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爱国”思想相吻合。

    自我意识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不断与他者相比较的过程,是体认共性与识别差异性的双轨活动,在肯定“我是谁”的同时否定“我不是谁”。在现代化进程中,由于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和功能的不断专化,社会角色也日趋纷繁复杂,人们不可能在价值、观念方面达成绝对同一。这时候,促使人们联结的纽带,是基于社会分工造成的功能上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这种合作关系的机制就在于有效沟通。

    社会化建构在个体层面,主要体现在认同、内化、外化等三个环节。从个体层面考察,“一个人之所以有一个人格,是因为他属于某个共同体,是因为他接受整个共同体的各种制度(institutions)并且使它们转化成他自己的行为举止”。在社会共识的达成过程中,社会共识与个体选择有时会发生矛盾或冲突。化解矛盾或冲突不仅取决于社会文化一意识系统的内在机制的运行,同时也取决每个社会成员个体的素质与认知。通过机制运行实现同一性与多样性的协调,这个协调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认同和内化。

    所谓认同(Identification , Identity ),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一种感情和意识上的归属感和行为感,是人类所特有的认知方式和结果,它与人们的心理活动有密切的关系。鲍曼认为:“认同的观念产自归属的危机,产自一种努力,而此种努力激发生命去填补‘应是’与‘实是’间的鸿沟,努力提升现实以符合理想(即在理念的想象中修正现实)所设定的标准。”弗洛伊德在对人类生物本能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认同理论。认同既见之于“个体意识”,也见之于“集体意识”或者“集体无意识”。在佛教信仰的群体共识达成的个体环节中,个体的已有社会实践与先期对佛教信仰的理解对于认同形式的选择起着一定作用。因此,优化佛教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外部环境,形成有利于佛教信仰者个体良性实践的宽松兼容氛围,对于佛教信仰群体共识的达成至关重要。

    认同基础上的内化,是社会化建构的重要环节。信仰的“非制度化”特征,说明信仰的确立和培育,根本在于对内在精神品格、行为习性、思想意识的教化、引导,使某一信仰成为人的“内化的规范”,转化为人的信仰价值取向,用“良心”落实到他的情感、信念、意志、行为之中。而“真挚的”可能包括“迷信的”,但迷信只会导之盲从,而不可能“自觉”。而且,迷信都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自利不会产生真挚的行为,因而也就不会让善行长期地持续下去。

    内化进程中的忏悔,就是行为者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去,敢于对自己的错失承担责任,并善于对自己的心行功过进行理性的、深刻的、真切的分析,从而校正、培育正确的人生价值追求,并能自觉、有效地警戒、约束自己的行为取向,使其契合真、善、美的社会道德要求。这种心灵自觉产生积极的行为自律,潜移默化成一种良好的社会风尚。忏悔不一定会抵消历史责任,但可以引发历史智慧,使我们现实行为发生道德转变,有益于未来。

    内化的趋势或必然结果就是外化。信徒的信仰活动是多层面多形式的。从大乘佛教的信仰活动特点上分析,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是纯宗教意义的信仰活动,这是教徒的本分,是最基本的活动方式。比如,佛教徒的礼佛诵经、持戒修行等。另一方面是社会意义的现实活动,这是教徒在信仰观念的影响下积极参与服务现实人群的行为方式。比如,佛教徒在“人间佛教”精神鼓舞下所从事的扶危济困等菩萨行,都是普利社会的好事,已经超越了纯粹的宗教意义。在信仰行为的变化中,肯定自己在精神和行为两方面都有积极的改变,突出的是助残扶困,固化了良好的处世方式。

    尚需指出,个体层面的社会化建构环节之间具有内在关联性,认同与内化、内化与外化构成了信仰活动的整体。而群体层面的社会化建构在与个体互动基础上展开,而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佛教信仰中国化的内在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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