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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冬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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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是对汉地佛教—而且主要是禅、净二宗的艺术呈现,出家苦修、因果报应是其主旨。上述为数不多的佛教剧可以分为度人出家的度脱剧和宣扬因果报应的果报剧两个类别,其中,度脱剧占多数。剧作中的僧侣往往把习禅与念佛统一起来,昭示了金元之世佛教生活禅净合一的现状。

    引度俗众出家修行是佛教争取信众、壮大僧团的主要措施,也是佛教引导信众“出离生死”之教义的具体运用,故大小乘均皆主张。但大乘佛教—特别是禅宗将出家分为“身出家”与“心出家”,对“身出家”—摆脱财产地位、妻子儿女的牵累,远离喧嚣的世间,到深山野谷修行,虽然也重视,但更重视“心出家”—了达“色心相空”之旨,心离五欲,发“菩提心”,修“利他行”。大乘佛教经典《宝积经》批评“身出家”而心在俗者说:“住空闲处,独无等侣,离众馈闹,身离五欲而心不舍……死得生天,又为天上五欲所缚。从天上没,亦不得脱于四恶道。”禅宗经典《维摩话所说经》指出:“忆我往昔,曾于林中,宴坐树下,时维摩话来谓我言:‘唯舍利弗!不必是坐为宴坐也。夫宴坐者,不于三界现身意,是为宴坐。”,注释曰:“身心于三界中,不为三界烦恼所缚,而能超出于三界。但这不是离群独居,在静地身心一动也不动。因为这只是形式上的,如人在清净的地方,而心仍在世俗的名利上移,那是没有用的。”由此可见,不管身在何处,只要“心出家”便可摆脱恶道,如果身在净静之地,但心存世俗之想,是无法修成正果的。元杂剧中的佛教度脱剧正是以禅宗的这一出家思想为立足点的。试以《布袋和尚忍字记》为例来加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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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刘均佐有娇妻幼子,而且是汁梁城中“巨富的财主”,但他是典型的“看钱奴”:“若使一贯钱呵,便是挑我身上肉一般……我平日不是个慈悲人。”身为凤翔府岳林寺住持的布袋和尚前去度他出家,被断然拒绝。由伏虎禅师幻化的乞丐刘九儿去讨要一贯钱,刘均佐不给还推了刘九儿一掌,致其毙命,有命案在身的刘均佐被迫答应出家。布袋和尚救活了刘九儿,刘均佐反悔说:“师父可怜见,我怎生便舍的这家业田产、娇妻幼子?您徒弟则在后园结一草庵,在家出家。”从此,刘均佐焚香念佛,每日三顿素斋,成了“草庵中无忧无虑的僧家”,然而,他“身离五欲而心不舍”,听说妻子“与人饮酒作伴”,怒从心头起,手提厨刀扑向帐慢“捉奸”,结果发现只有布袋和尚独坐帐慢。布袋和尚再次劝其出家,刘均佐说,“争奈万贯家缘,娇妻幼子,无人掌管。”布袋和尚把刘均佐的家产和家人托付给他人后,刘均佐终于跟布袋和尚到岳林寺当了和尚。但刘均佐身在佛寺,心系家乡,三个月后,他还俗回汁梁老家,发现自己己成祖爷爷,这才相信出家念佛可以不老—“跟师父去了三个月,尘世间可早百十余年”。他这才醒悟,一心向佛。刘均佐感叹道:“不争俺这一回还了俗,却原来倒做了佛。想当初出家本为逃灾祸,又谁知在家也得成正果。”刘均佐的这一经历正是禅宗出家思想的体现—只要心离五欲,在家一样可以成正果。

    元杂剧中的佛教度脱剧主要描写的是禅宗生活,但同时又显示了禅净合流的倾向,这与金元之世的佛教生态是大体一致的。试以《布袋和尚忍字记》和《月明和尚度柳翠》为例来加以说明。

    《布袋和尚忍字记》中的僧人有禅、净兼修的鲜明特色。均佐的出家之所亦即布袋和尚所在的寺庙—汁梁岳林寺,乃是禅宗南宗之地,请听其“首座”定慧和尚“自报家门”:“想我佛西来,传二十八祖,初祖达磨禅师,二祖慧可大师,三祖僧灿大师,四祖道信大师,五祖弘忍大师,六祖慧能大师。佛门中传三十六祖,五宗五教正法。是那五宗?是临济宗、云门宗、曹溪宗、法眼宗、伪山宗。”这里描述了禅宗的历史。从布袋和尚口不离“南无阿弥陀佛”和被其度脱者刘均佐主要以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的方式来修行看,此剧中禅宗的生活图景又是以净土宗为其“底色”的。念佛名号,往生净土,是净土宗最主要的修持方法之一。

    《月明和尚度柳翠》的主人公月明和尚被刻画成禅宗大德,他对禅宗南宗的“家谱”十分熟悉:“想初祖达摩西至东土,不立文字,教外别传,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此个道理,你世上人怎生知道也呵!(唱巨仙吕·点绛唇」)自从五派禅分,要知根本。西来信,则为这‘嘈懂禅昏,我也曾扯住俺那达摩问。”“我恰才离了曹溪一指前,又来到佛祖三更后,我则索分开临济晓……”这里所“拈出”的都是禅宗的“符号”,而且凸显了“禅宗五家”中的两个支派—曹洞宗与临济宗。剧中的“倡”语也多出禅宗南宗的经典。例如,第四折月明和尚“倡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此语直接引自禅宗南宗十分重视的经典《金刚经》。以“公案”—前辈僧人的言行以及“话头”来启发“问禅”者的觉悟是禅宗的突出特点,《月明和尚度柳翠》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第四折就以“为甚和尚快吃酪钟、“和尚从来好吃茶”、“这人摇了那人摇”的扇子等“话头”和多桩“法门老比丘”等不寻常的“公案”来传达“禅意”。禅宗以六朝齐梁间从北印度来洛阳的菩提达摩为初祖,传至六祖慧能,是为南宗。宋元以来南宗的影响远胜神秀所开创的北宗,形成曹洞、云门、法眼、伪仰川h济“五派”,其中,临济、曹洞二宗稍盛。曹洞宗在金元之世对我国北方有较大影响,此宗传人雪庭福裕受到元皇室器重,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曾命其“总领佛教”。临济宗主要在南方活动,但在北方的海云印简系传人也与元皇室有联系。此剧描绘的主要是这两个门派—特别是临济宗的生活图景。

    从功能上看,元杂剧中的佛教剧主要着眼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对不良世风进行了批判,透露出“救世”情与世俗品格,这也正是禅宗的特色。“无量众苦,皆得解脱,如来有如是等无量神力,利安众生。”禅宗认为人人皆有佛性,简化修习方式,便于大众进入“佛门”,而且力图净化世道人心,世俗化倾向越来越明显。这对元杂剧佛教剧的选材、题旨有明显影响。

    流播于西方的基督教虽然也关注人与人的关系,但它以人与神的关系为主要关注点,信仰上帝、个体灵魂得救是其要旨,因此西方中世纪的宗教剧大多以调整人神关系为主,着力宣扬上帝信仰;佛教虽然也关注神与人的关系,在佛教典籍中不信鬼神遭报应的故事并不少见,但它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要关注点,慈悲为怀、护济众生是佛教之要旨。禅宗不但保留了这一特色,而且有所发扬。

    元杂剧中有些剧目含有调整人神关系的内容。例如,在《看钱奴买冤家债主》中,周荣祖的父亲拆毁佛院,取其木石砖瓦修自家房屋,结果不但自己得病而亡,其子周荣祖也得了报应—应举落第,先人留下的一槽金银被人挖走,因衣食无着被迫卖掉独子。但即使是含有调整人神关系内容的剧作,其主旨也并不在此,《看钱奴买冤家债主》的主旨在于鞭挞为富不仁的暴发户,其主旨还是在于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现存元杂剧中没有纯粹以调整人神关系为主旨的剧目,调整人与人的关系的剧目则是大量的,上面所列举的佛教剧大多是以救世为目的的。例如,《庞居士误放来生债》、《崔府君断冤家债主》、《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等剧作以宣扬安贫守命、舍财免灾的处世之道为主旨。这几部剧作的主人公都不是穷人,但他们不但不肯救济穷人,而且还曾瞒心昧己,拼命地搜刮财富。这说明元代剧作家是从民间立场出发来讨伐为富不仁者的,有针硬时弊、整肃世风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