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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传佛教在元佛教剧中缺位

2020-05-01 10:21:07 点击数:

    元代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但元皇室所尊崇的主要是藏传佛教。元代统治者一方面认识到必须以汉人之法来治理汉人,一方面又对汉儒文化心怀疑忌,故一反中国历代皇帝以儒生为“帝师”的做法,以喇嘛为“帝师”,这使得元代宗教—特别是藏传佛教有了较高的政治地位。

    封为“帝师”的喇嘛不只是帝王的政治顾问和祭司,“辅治国政”,主持宗庙和皇室的祭仪,而且也是统领全国佛教的“法王”。元代的藏传佛教以萨迎派最为活跃,与元皇室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元代共有14位喇嘛被封为“帝师”,这些“帝师”均为萨迎派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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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朝奉佛,极尽奢华,耗费巨大。一年之中皇室的礼佛祝祷活动可以多达五六百次之多,一次活动所集中的僧人可多达数万人之众,有的活动持续的时间可达数年之久。例如,泰定元年二月初三,泰定帝为超度其亡父显宗,“修西番佛事于寿安山寺,曰星吉思吃刺,曰阔儿鲁弗卜,曰水朵儿麻,曰飒间卜里喃家,经僧四十人,三年乃罢”。二月初八,“作佛事,命僧百八人及倡优百戏,导帝师游京城。”至元二十二年,“集诸路僧四万于西京普恩寺,作资戒会七日夜。”至元二十七年,“是岁……命帝师西僧递作佛事坐静于万寿山厚载门、茶罕脑儿、圣寿万安寺、桓州南屏庵、双泉等所,凡七十二会。大德、泰定年间,此类活动的次数翻了好几番。“且以至元三十年言之,醛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积五百有余,今年亦增其目,明年即指为例,己倍四之上己。僧徒又复营干近侍,买作佛事,指以算卦,欺昧奏请,增修布施莽斋,自称特奉、传奉,所司不敢较问,供给恐后……一事所需,金银钞币不可数计,岁用钞数千万锭,数倍于至元间矣。延裕四年,宣徽使会每岁内廷佛事所供,其费以斤数者,用面四十三万九千五百、油七万九千、酥二万一千八百七十、蜜二万七千三百。自至元三十年间,醛祠佛事之目,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司,遂增至五百有余。僧徒贪利无己,营结近侍,欺昧奏请,布施莽斋,所需非一,岁费千万,较之大德,不知几倍。”这些记载所涉及的还仅仅是内廷佛事,上有好之,下必效之,有元一代—特别是其中后期,整个社会一直笼罩在求神拜佛的烟雾之中。

    但元杂剧中的佛教剧却非常之少。在现存元杂剧中,道教剧有20多部,出现了以写“神仙剧”闻名于世的“马神仙”—马致远。佛教剧却只有郑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记》,吴昌龄的《花间四友东坡梦》,李寿卿的《月明和尚度柳翠》,武汉臣的《散家财天赐老生儿》,元末明初刘君锡的《庞居士误放来生债》,无名氏的《观音菩萨鱼篮记》等6部,其中,《散家财天赐老生儿》着力宣扬因果报应思想,但在佛教生活图景描写上却着墨不多。另外,关汉卿的《山神庙裴度还带》,郑廷玉的《看钱奴买冤家债主》,无名氏的《崔府君断冤家债主》,虽有佛教成分,但道教成分也不少,不是单纯的佛教剧。元杂剧佛教剧所反映的佛教生活几乎与藏传佛教无关。现存剧本中虽偶尔出现“活佛”之称谓⑤,但未见喇嘛—在元代地位显赫的“帝师”的身影。在现实生活中,由“西番僧”所主持的皇室的佛事活动非常频繁,但却没有成为元杂剧作家的描写对象。

    藏传佛教在元杂剧中的缺位,与藏传佛教主要在元皇室活动,汉地民间对其了解不够深入的状况有关。藏传佛教虽传至内地许多地方,对汉地佛教产生了影响,但并未因其“国教”之殊遇而成“一统天下”。元朝汉地佛教仍以融合了净土学说、净禅兼修的禅宗为主—北方主要是曹洞宗,南方主要是临济宗。天台宗和华严宗呈衰落之势,但也各有自己的一小块地盘,前者在浙江杭州、天台山一带活动,后者以山西的五台山为“根据地”。华严宗支派之一的白云宗在浙江杭州路一带亦有一定影响。这三个宗派也都受到净土宗的渗透和影响,兼修“念佛法门”。

    藏传佛教在元杂剧中的缺位,还与内地的藏传佛教活动使用的不是汉语有关。《元史·释老志》记录了元皇室佛教部分法事、咒语、经书“名目”,这些“名目”如不加翻译,恐怕多数汉人根本就不知其为何物。

          若岁时祝r祷祠之常,号称好事者,其目尤不一。有日镇雷阿蓝纳四,华言庆赞也。有日亦思满蓝,华言药师坛也。有日棚思串I一,华言护城也。有日朵儿禅,华言大施食也。有日朵儿只列朵四,华言美妙金刚回遮施食也。语言不通的汉地杂剧作家描写藏传佛教的生活图景显然并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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